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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移民:青春犹如涌动潮水 　　12月11日下午3点多，易亚东推着辆自己组装的宝马自行车，越过熙熙攘攘的青塔西路，走进了一条小巷子。更确切地说那是两栋楼房之间的夹道，地上不时地出现一两块突出的石头，或是几个水洼。 青塔村是北京四环附近少有的未被“开发”的地区。但村民建房已是寸土必争，各个房子之间往往只留一条小道或是窄窄的间隙，以示分界。 “这里比较乱，小偷挺多的，还有打架的。”易亚东说，“不过这里的房租便宜。很多在附近打工的都住在这里。” 两三个拐弯之后，易亚东终于回到了他租住的房间，门上草草的107房号似乎是用毛笔蘸着油漆写就的。易亚东拉开窗，出现的是一堵墙，从间隙中射入的阳光很快被屋内的灯光盖过了。 《蚁族》的作者廉思把像易亚东这样来大城市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称为城市“新移民”。他们往往居住在地下室、平房或隔断间，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服务行业工作。 在出租屋里坐下不久，他熟练地掏出一包烟，抽上一支。在烟雾里，易亚东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尽管他几次都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 易亚东出生于1990年，老家在河南信阳固城。初中的时候，易亚东老打架，因为他初中时“个子高”，朋友有事都来找他。后来，就干脆不去读书了。当时他想跟在杭州跑运输的爸爸学车，但他爸觉得“跑车累”，“没前途”，一直没答应他。后来，他妈给了两百块钱让他直接去杭州找他爸。 “当时我妈和我爸关系不是很好，后来是我姥姥告诉我他们离婚了。”提到这事，易亚东愣了一会，随即将话题转到他的职业上了。 当时16岁的易亚东想从事的职业是厨师、汽车修理工或者司机。但是这三个职业都被家里人否决了，因为“油烟重”、脏、累。 直到有一天经过一家理发店，易亚东动了心，便跑去老爸那说要学理发。经过亲戚朋友介绍，易亚东进了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学了半年觉得可以“出师”了，便辞职了。 然而，几次面试碰壁下来，易亚东才知道自己的技术“还是不行”，又进了一家大店当助理，除了洗洗头还时常跑到烫染区给师傅们帮忙。即使这样也没师傅教，都是“看着学”。 除了这个，易亚东还两次跑到上海的富康美发培训学校学发型。几叠复印的学习材料到现在还堆在他的桌上，他还从桌上找出一本16开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上课的笔记。 后来易亚东的姐姐叫他来北京发展，他二话不说就到了北京，打个电话给杭州的同事退了房，将电磁炉、被褥等等全卖了。说起为什么不用快递，易亚东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不知道还有快递这回事。” 但是在北京几年，易亚东没攒下钱，他到现在换了三家店。虽然从发型师成了总监，但理发这行业需要积累，有老顾客才挣得到钱。他到现在每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千，“不够花”。 “理发这行也是青春饭，如果不能自己开店或成店里的王牌，靠工资，老了怎么办？”但是易亚东也没办法，因为理发行业都没劳动合同，没保险。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开车，“只要老爸一个电话”，他就立马转行去开车。 尽管出租房里没有暖气，但将近十五平的房间里，电磁炉、鞋架、衣架“齐全”，一月五百的租金也“还能承受”。 对另一名城市“新移民”李艳南来说，五百元的租金太高了。她之前住在鲁谷的地下室，也是五百一个月，但是现在搬到了天通苑。 李艳南算了一笔账：“地下室一个月租金五百，网费要五十，用洗衣机洗衣服要刷卡，洗澡也要刷卡，还要交水费，算下来，一个月要七八百。而天通苑只要三百五，包水电、网费。” 但她租的仅仅是床位，一个四人宿舍大小的房间里挤了八个床位，床位间只容一个人通过。此外只有一张小桌子，杂乱地摆放了一些小东西。 李艳南所在的小区里下了楼就是超市，超市再走几步就是5号线天通苑地铁口。出口两边摆满了卖食物的小摊位，间或摆了几个卖袜子、卖小物件的地摊。 李艳南找到的新工作——百度客服员的上班时间是8点半。每天早上最迟7点，李艳南就得从住处出发，才能挤上地铁，不至于迟到。还有一个麻烦是早高峰开始后，地铁站会限流，到那时会更难挤。 到了吃饭时间，露天的冷面摊坐满了附近的上班族。为了重复利用碗碟，摊主一般在碗上先套一只塑料袋，再放入冷面。吃完拿掉塑料袋，又马上用这碗上了另一桌。包子铺、面条摊都是如此。 1993年出生的河南人杨绍磊最羡慕就是李艳南这样的生活。坐办公室，不用当心城管、不用担心被老板赶走，还有固定的休息日。 杨绍磊的烧烤摊在石景山区鲁谷公交场旁的十字路口处，冬天就拉几块塑料布、搭了个棚子围住烤架，因为“风大”。 杨绍磊和易亚东一样，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闯荡。刚开始什么都干过，装修、修车、歌厅。比起这些，烧烤“算轻松”的。 每天8点杨绍磊起来下货，下完货就开始串烧烤材料。4点从看丹桥出发，骑40多分钟才到鲁谷的烧烤摊。每天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