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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诉讼监督职能 　　近年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我国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与此同时，尊重和保障人权便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然而，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仍然屡禁不止，例如备受关注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等，其源头都在于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这类典型案件引发了公民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信任危机。为从制度上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将非法证据排除提前至审前阶段的检察审查环节，并赋予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职权。 一、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监督的必要性 1、有利于防止事实认定者受到非法证据的影响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都由同一个合议庭来进行，且法律规定一切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都要经过法庭的质证。假设某一非法证据在法庭上经过法官主持的质证而被排除，但该证据已经被法官所知晓，即使该证据在后续的裁判过程中没有被使用，但是其对法官心理认识的影响已经难以消除了，法官有可能因此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裁决，从而大大削弱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也违背了立法者制定该条款的本意。 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是行使这一职权比较合适的机关。因为，一方面检察机关不是事实认定者，也不是法律适用的决定者，而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由其来决定哪些证据因为取证方式不当而不能够作为证据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更能够保证非法证据排除的彻底性；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独立于法院之外，由其对于非法证据进行审查，进而决定是否排除，不会影响到法院最终的事实和法律裁决。 、有利于全面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54条第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可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适用于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 按照目前我国刑事诉的制度架构，公检法三机关中只有检察机关的职能是贯穿于刑事诉讼的以上三个阶段的。公安机关只具有这三个阶段中侦查阶段的侦查权，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侦查机关的职权就已行使完毕。补充侦查权也属于侦查权的一部分，属于案件从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程序倒流回侦查阶段。同样，法院也只具有这三个阶段中的审判阶段的审判权，对于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没有控制或者监督的权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具有侦查监督权、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公诉权、在审判阶段具有支持公诉和进行审判监督的权力，其权力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 可见，由法院或者公安机关行使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控制权都只能在一个阶段上发挥效用，不能保证在整个刑事诉讼的程序中对非法证据及时有效地排除，进而保证刑事诉讼公正高效地运行。因此，由检察机关行使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控制权，有利于保证非法证据排除的全面行使，有利于保证排除标准的一贯性和统一性。 3、有利于强化和规范法律监督职能，保障人权 为保证国家公权力的正确高效行使，防止职权行使的任意性和随意性，《宪法》在国家制度设计中设置了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各级人民检察院。并规定由其来行使国家的法律监督权，即普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提起公诉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 目前我国正处于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和人权保障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的各种诉讼监督权力是实现法律监督，维护保障人权，保证国家权力正确、高效、公正行使的重要保障之一，在现阶段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特别是诉讼监督权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控制权赋予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杜绝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保障人权。 二、 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诉讼监督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施行，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开始不断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得到一定遏制；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证据意识逐步增强，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既有法律规定的缺陷，也有实践上的障碍。主要表现在： 1 立法上的原则化、模糊化导致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弱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虽然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负有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审查责任，但是却无排除程序性规定，导致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无所适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