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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益电视生存空间和发展策略 　　【摘 要】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公益电视，一方面媒体主管部门称在电视媒体越来越娱乐化、商业化的今天，打造公益频道是为了制作更多精良的文化产品，满足受众的需求；但另一方面财务上的巨大压力，令许多公益电视节目举步艰难。公益电视有没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呢？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关键词】公益电视 泛娱乐化 可持续发展 一、当代中国公益电视的生存空间 “公益电视”究竟为何？似乎很难在学理上找到一个清晰的定义，传播理论中研究更多地应该是“公共电视”的概念。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舶来的概念——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公共电视的基本宗旨和原则包括以下几点：1、为公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对于公共电视来说，它的首要目标就是使公众获得有关公共问题的信息和反馈；2、独立性强，与政府以及商业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公共电视应该保持一贯的客观性，既不能沦为政治傀儡，也不应成为牟利工具①；3、关注弱势群体。为社会中的弱势族群提供交流的平台和发声的渠道；4、节目多元化。公共电视一方面应该努力反映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多元文化和少数族群。公共电视节目不是为了讨好公众，而应该满足他们正当的文化需要②。 随着近两年我国电视产业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广播电视逐渐引入市场化、商业化的机制，使得如今的广播电视领域越来越蓬勃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问题。政府在为媒体产业“松绑”的同时，也要面对急速推进产业化、商业化所导致的泛娱乐现象。 为了避免出现“娱乐至死”的局面，如今对于公共电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果只是简单的将国外公共电视的模式套用到中国，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国情的。因此本文暂且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电视称之为公益电视，应该说公益电视在中国的出现已经具备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条件。 首先，宏观的社会发展环境。在西方公共电视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基础的。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的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③。电视机构要想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到在实际运作中既不能为盈利的目标或者压力所左右，也不能被政府所掌控。长期以来，电视媒体一直是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而存在。它自然是不能独立于政府和国家进行任何活动的。但随着社会转型，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让公共领域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一个现代意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正在慢慢形成。人们渴望公共电视或者说公益性电视的出现，让不同的声音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成为人们参与民主生活的重要渠道。因此，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目前中国对于公益电视的需要，同时也为公益电视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同时，新兴网络媒体的发展亦是公共电视出现的催化剂。在当代，因为网络、博客、微博的出现，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拥有强大的信息发布工具。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很多公共领域的问题，如：食品安全、酒驾肇事、官僚贪腐等等，以往媒体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相当保守。这就直接导致媒体对于负面消息往往采取“冷处理”。但现如今，一方面公众渴望从网络了解事实真相，同时因为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又担心信息的真实性。因此受众渴望发生公共问题时，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的电视媒体可以及时全面的提供消息，能够在第一时间发挥作用和影响，很多有理想有追求的电视人却努力实践着公共电视的诺言。在《南方周末》2011年度梦想人物的评选中，白岩松成为唯一被致敬的媒体人，他的获奖原因正是因为其在公共问题上敢于说真话。就国家发展的长期利益考虑，一方面，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进入主流话语平台的途径，纾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公共电视成为公共问题的话语平台，政府也可以借助其倾听民意，了解民情。因此中国的公共电视虽然发展缓慢，但是官方、电视人和公众都在寻求和谐与真相之间的平衡。事实上，西方的公共电视也并不能完全做到真正的独立，现实运作中总是带有妥协和平衡。 其次，微观上，广播电视产业化的进程也使得公益电视的诞生成为可能，甚至是必须。产业化的推进，使得广播电视行业由事业转企业的过程中出现结构单一、功能混乱的问题。广播电视节目开始一边倒地为收视率和商业指标服务。泛娱乐的现象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行政指令所掌控，各地卫视为了抢夺广告份额和收视率排名，恶性的竞争让很多娱乐节目触碰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为此，很多地方媒体集团为了平衡产业结构，纷纷成立以教育、艺术、科普等为主题的平台，比如山东教育电视台、上海文广艺术人文频道。虽然这些平台在经济亏损和收视底下的境况下挣扎，但制作了相当多有水准的节目，它们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我国的公益电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既然我国对于公益电视有着迫切的需求，那么如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