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煜-亦文亦史七十年.docVIP

蒋星煜:亦文亦史七十年 　　笔者获悉，著名史学家蒋星煜先生的“文集”已在付梓中，不日即可面世。这次《蒋星煜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共9卷，计有450万字。在蒋星煜94岁高龄时出版他的文集，自然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日前，怀揣这个好消息，我登门拜访了这位前辈。我们相约上午9 点半见面，怎奈小车被堵高架，我即用手机向他报告路况，并说要“迟到”。电话那头传来蒋先生爽朗的话声：“不用急。现在堵车很正常，你笃悠悠来，安全第一。”老先生的善解人意，不由使我轻松许多。结果我晚到了一刻钟，可一进门，出迎的蒋先生却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访问前辈长者，我一般都选择下午三四点钟，好让老人打个午觉。可约蒋先生时，他却偏偏选择了上午。我当时还纳闷。蒋先生这时才告诉我，他一般会客均安排在上午，倒不是他要午睡，而是下午他要看书写东西。 “啊，你还在爬格子？”我有点吃惊。 “现在年纪大了，主要看点材料，但有新发现，或有心得，就须笔录。” “您每天写多少字？” “去年，我每天还能写一二千，现在只能写一千了。哈哈，每况愈下。” 望着蒋先生，背不驼，手不抖，耳聪目明，思路清晰。我不由请教，如何保得如此好身体？蒋先生笑了：“很简单，一要动，二要静。所谓动，既动手，又动脑，70年来，除文革期间剥夺我的写作权力外，我从未停止过写作。所谓静，就是心要静，宁静致远。我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人与事，但用唯物史观看问题，那些恩恩怨怨在我心里已化作烟云。我做人坦荡，注重的是学术文化的健康，所以活得很自在。” 我由衷佩服蒋先生——他的记忆，他的思路，谈及70年史学之路，一页页如大事记般清晰可见，不仅年份，甚至月、日，都能记得。他打开书橱，不时取出有关书籍，向我一一佐证。蒋先生一生已有70多本（包括各种版本）著作问世，总量达千万字。但这次出文集，他舍弃了一半。“小东西就不收了，主要是专著和重要论文，约占十分之八；另外十分之二是小说、故事等历史文学作品。”先生眯着他的眼，说起来还真有几分得意。 初露锋芒，23岁出版第一本书 蒋星煜，生于1920年，江苏溧阳人。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职员，中华教育电影厂编辑，南京中央通讯社记者。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干部，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外祖父。这位晚清秀才思想并不保守，他不但担任过清末民初废书院改学校后的小学校长，而且还做过孙中山警卫团的文职军官。童年的蒋星煜刚学会走路，就常被外祖父领着泡茶馆了。那家名叫“大公和”的茶馆，是当时江苏溧阳城里最高级的茶馆，茶客中有中学校长，有著名的中医和西医，还有一些颇有名声的画家、书法家。旧货店的老板常会带着一些自认为值钱的文物古玩，到这里来请求鉴别，找寻买主，这时茶馆俨然成了一个文物鉴定和拍卖的场所。蒋星煜耳濡目染，逐渐懂得了一些有关文物的知识，同时也看到了在茶馆里上演的世事百态。外祖父还时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唐诗，从六七岁时起，逐步将他引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蒋星煜十二三岁前，已读了许多中国古典小说。十六岁又读了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作品，并开始涉猎外国文艺，阅读世界名著。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蒋星煜就读于复旦大学英文会计专业。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他的学业。他辗转来到重庆，经人介绍，谋得一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业。带着思想上的苦闷和惆怅，他一头扎进书堆里，钻研起经史子集，通读了《二十四史》，进而还对经济、考古、宗教、书法、中医等进行研究。图书馆里有一个小房间，放置着马列主义著作，原本这是供御用文人歪曲马列主义和污蔑共产党用的，而蒋星煜光顾后，却在这里学起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有一天，他突然悟彻：自己虽身处乱世，却能在图书馆里搞学问，很像古代的隐士。这一想法竟发展成他的研究。他开始广泛收集中国历代“隐士”的资料，并开始从中国文化与其产生和发展关系作研究。由此形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当它出版时，这年他才23岁。1988年，该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影印出版；未隔几年，上海书店将它作为“民国丛书”之一，再度重印出版。 在当年重庆，蒋星煜每天读着报刊发表的反映欧洲战场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对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精神深受鼓舞和启发，于是，创作小说的念头油然而生。他根据一些电讯稿构思写成了一篇描写意大利人民反抗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短篇小说《威尼斯的忧郁》，寄给了《中央日报》副刊。当时副刊主编是孙伏园，看到这篇以描写意德两国知识分子内心痛苦和对法西斯不满、从人性深度揭示反法西斯主题的小说，他被打动了，于是以一整版的篇幅刊发了这篇小说。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中国作协向全国三百多位在抗战时期从事文学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