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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当代诗歌回归诗歌本体 　　内容摘要：诗之所以为诗，区别于散文的最大特点便是押韵，有音乐美。这也是一首优秀诗歌能广为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五四时期的新诗倡导者们恰恰忽视韵律，视格律为枷锁镣铐，致使新诗如脱缰的野马，有无限的自由。这使得当代诗歌越来越“曲高和寡”，失去了民众，失去了读者。所以当代诗歌如果能走出文体观念的禁锢，借词坛之清流，拓展新的创作道路，回归诗歌本体的价值规律。 关键词：现代诗 音乐美 当代词坛 借鉴 我国的诗歌在长期的发展中，在艺术形式上形成了符合汉语言文字特点的独特规范。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古诗、乐府民歌，到唐诗、宋词、元曲，尽管具体的形式各有不同，但是却有着共同的艺术规范，那就是语言精练而有韵律，不管什么样的形式都注重押韵，抑扬顿挫，声调铿锵，节奏鲜明琅琅上口，易于吟唱记诵。 但是五四时期的新诗倡导者们恰恰忽视韵律，视格律为枷锁镣铐，致使新诗如脱缰的野马，有无限的自由。只有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看出了弊端，提出建立现代格律，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我们的新诗日益疏离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以至于当代诗歌陷入了日益失去读者的尴尬境地。 季羡林先生于2002年10月为“百年大学精选读本”诗歌卷写的序言中说了一段十分符合当下读者心声的话：“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旧诗能背上一两百篇，我虽然不会摇头晃脑而曼声吟咏之，读来也觉神清气爽，心潮震荡。但是新诗我一首都没背过，而且越来越乏味，到了今天，看到诗歌我就望望然而去之。” 这段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但是此评也有偏颇之处，我们的新诗中还是不乏适于吟咏的优秀之作。例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等，它们不仅得到了专业学者的认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民间广为流传。有谁不知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它们的音乐美。还比如一提到《雨巷》，诸如“雨巷、丁香、悠长、姑娘”一连串的词，不由自主的就滚到了嘴边，想记不住都不行。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既采用了现代汉语的自由形式又吸收了古典诗歌的韵致，符合我们中国读者的接收习惯，并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相契合。 但是这两点却被大多数的当代诗歌所抛弃，使之越来越“曲高和寡”，失去了民众，失去了读者。当代有许多诗人，不是去空洞的高唱政治赞歌，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知道宣泄个人艰涩的情感，甚至于把读者树立成自己的对立面，越是让人读不懂的越是“好诗”，越能显示自己的“高明”。其实这种例子在历史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古代有些文人喜欢掉书袋子，寻章摘句，用僻典，压险韵，自以为学富五车，其实到头来还不是被历史所遗忘。反而是像李白《静夜思》这样返璞归真的篇章，千年以后的今天仍是传唱不衰。当代诗歌正是在这种理论下走入了歧途，殊不知一种文学样式，如果丧失了它的接收群体，那么它除了走向沉寂以外，还有别的出路吗？ 北大副教授臧棣先生在《当代诗歌关键词》一文中这样解释当代诗歌被排挤的命运的：“诗歌受到社会的排挤和疏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历史上，处理中国古典诗歌以外，诗歌差不多都处于被放逐的状态，对诗歌的敌意是非常普遍的。目前诗歌所受到的漠视和疏远表面上是一种边缘化的结果，其实往深里说，都和已蜕变成一种文化潜意识的对诗歌的敌意有关”。 对此观点，笔者认为有待商榷。民众为什么会对诗歌产生所谓的“敌意”？而且真的已蜕变成文化潜意识了吗？那为什么古典诗歌仍然大有市场？恐怕这种“敌意”应该只对新诗而言的吧！松散、臃肿、冗长、空泛、无耐读、耐悟、耐咀嚼的灵句，是新诗的通病。写诗不是只让自己看懂，一首优秀的诗歌即一首可以流传千古的诗歌，应该是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布衣老百姓都能够接受的，即所谓雅俗共赏。纵览诗经中“关关雎鸠”到唐诗中“床前明月光”，到新诗中的“我轻轻的走了，正如我轻轻来”，优秀的作品哪一首不是妇孺皆知，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在广泛的传播中找到了自己永恒的生命力，而不是束之高阁，孤芳自赏。 艾青说：“把诗写得容易使人家看懂，是诗人的义务”，公刘说：“把诗写得什么人都看得懂是可悲，把诗写得什么人都看不懂更是可悲。”笔者认为这可悲的不是别人，而是作者自己！ 今天的中国诗人写诗主要是给今天的中国人看的，所以不能不考虑到受传统文化思想浸染的人们的接受心理。言浅而意深，言少而意丰，言近而意远，才是中国作风。那些玩诗的人，搞的是文字游戏，脱离了读者，脱离了生活，脱离了诗道，靠胡编鬼话欺世盗名，虽然头上罩着“先锋”“前卫”的光环，最后也必将以失败告终。 那么中国当代诗歌的出路在哪里呢？从文学自身的规律来看，文学起源于民间文人诗和民歌在历史始终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轨迹，而且由于“文学来源于生活”这条真理的存在，每当正统的雅文学脱离生活走向空泛浮华的绝境时，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