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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的世界治理 2010年中欧论坛世界治理讨论组文件 米歇尔·罗卡尔，居斯塔夫·马林，阿尔诺·布兰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 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 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致使剩下的那些令 人厌恶百倍。 ” 亚历克西·德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1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所有革命的悖 论，即革命总是在形势开始好转，而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在形 势无可挽回地恶化的时候发生的。换句话说，当一个僵化的体制开始 松动的时候，它的严酷性尤其令人不堪忍受，特别是这一松动在通常 的情况下还是局部的。1789年以来发生的所有革命都证实了这一分 析，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社会改革酝酿了俄国革命的激情，伊 朗巴列维国王不彻底的现代化变革措施成为伊斯兰革命的温床。 地缘政治大革命的情况又如何呢？这个领域的例子虽然不多， 但至少威斯特法利亚革命的情况大抵如此，这场地缘政治大革命产生 了作为欧洲地缘政治和世界地缘政治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法 利亚革命结束了帝国体系的霸权和教会与国家的对立，并奠定了现代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78 页 1 国家、国际法和强权平衡体系的基础，这一体系生来就是有缺陷的， 但却颇为成功地一直运行到1914年。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是一个非常暴 力的世纪和1555年签订的 《奧格斯堡和約》的间接结果，是奧格斯堡 这个妥协的和约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危机，并成为引发惨烈的“三十年 战争”（1618—1648）的导火线。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比较完全不同的时代。一如17世纪一样，今 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旧秩序——如果我们可以将之前 的冷战时代称作秩序的话——已经不复存在，世界正在寻找一个新的 秩序，即一种能够处理当今的问题，预防明天的危机，书写未来历史 的治理方式，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找适合全球 化的“世界治理”，它可以使共同的问题得到集体的管理，充分顾及 到人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结束的1914年到联合国成立和冷战开始的 三十年期间，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冷战的两极化和核威 胁构成了地缘政治最异常的状态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异常状态带来了 某种形式的和平，这个不完美的和平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这个与不 太可能的全面战争栓在一起的不可能的和平（按照哲学家雷蒙·阿隆 的说法）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根本无法修正这一体系。模棱两可的战争 之后是模棱两可的和平。因此，与威斯特法利亚革命相比，目前的形 势实际上更接近包含所有危险的奧格斯堡妥协。 事实上，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迷惘的时期，因为所有国际合作 的努力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奥斯陆协议没能使棘手的中东问题有 2 所进展；多哈回合自由化谈判连续五次失败；旷日持久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一开始在京都取得了成功，后来却在哥本哈根遭 遇全面失败；防止核扩散大会由于奥巴马的承诺所唤起的希望很可能 破灭；对金融监管、逃税天堂、金融衍生产品，以及银行家越来越离 谱的巨额酬金至今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全面的措施。 面对前所未有的情势须发明前所未有的办法。但是我们无法完 全抛弃过去，经过考验的治理方法是与人们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今天，有三个全球问题的集体管理体制相互竞争，然而我们面对的问 题越来越多，每一个体制都无法涵盖所有问题的光谱，每一个体制都 无法单独进行世界治理的变革。 三个跨国的治理体制 就其重要性和久远性而言，第一个体制是建立在实力和平衡基 础上的强权体制。这一体制通过强国之间的“合作”竞争来管理集体 问题。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多极”体制，或者说大国多极体制。 冷战的结束，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崛起，或者说重新崛起加 强了世界可以由一个强国组成的小集团来领导的想法，这些强国似乎 将世界的善治看作既能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又能在不改变全球地缘 政治现状的情况下促进人类事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