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善”，更简单or更复杂？.docVIP

互联网+“善”，更简单or更复杂？ 　　8.0级惊天一震之后，震中的断壁残垣和人们哭泣的面孔在网络上扩散，涂猛看到，上海做房地产的朋友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在民政部指定的慈善机构中挑选了一家，输入账号，敲击回车键，100万元捐款火速奔向灾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涂猛意识到，做了近20年的公益发生了改变，互联网开通了公民参与公益的新路径。 　　互联网+流行的善时代，方式改变使人人可公益成为可能，但也有同质化竞争和信任难题，在慈善危机触底回升艰难爬坡之际，互联网使慈善变得更简单，还是更复杂？ 　　移动互联网已深刻改变了大众参与公益的方式：从一个项目的发起、传播，到网上募款，执行后进展回馈、资金使用说明，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同时，移动互联网也让公益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加。 　　互联网开启慈善新时代 　　“首个互联网公益日诞生”成为2015年公益界的代表事件，这是开启互联网+公益7年后，公益人对互联网为公益提速的首次明确肯定。 　　互联网公益日的发起，源于去年9月7日至9日，全球数十家知名企业、上百个公益组织、名人明星、数亿网友……通过互联网+公益的线上线下平台，发起、传播、转发、募捐，吸引全国爱心网友捐款1.279亿元，205万人次参与捐款，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1：1配捐，捐赠金额、参与人数均创下国内互联网募捐纪录。 　　自微博时代动员发力，至99公益日全网集结，互联网+公益，不只被视为募款的狂欢，更被公益人士公认为跨越了虚拟与现实的隔膜，开启了中国公益的新时代。 　　在有公益界“教父”之称的徐永光看来，移动互联网把中国公益带进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评委会主席徐永光在16年前写的《欢呼互联网，迎接新生活》文章中，曾预言互联网公益的“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将对公众参与公益和公益组织的良性竞争带来重要影响。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被涂猛认为是互联网+慈善的开启。 　　投身公益20多年的涂猛，被誉为体制内公益改革的创新猛将，更因近年依托共青团系统的网格化平台优势，推动全国青基会共同体建设，被评为责任中国2015年公益人物。 　　涂猛将现代公益慈善分为三支力量，第一支力量是上世纪80年代，脱胎于体制的一支力量，这支“官办基金会”发起了中国现代社会公益慈善的启蒙运动，从政府领域指向社会。 　　2005年非公募基金会闸门放开，一大批企业基金会出现，非公募基金会被涂猛视为第二支生力军，这支队伍开启了从市场领域自上而下的公益慈善新的结构板块。 　　第三支力量在2008年崭露头角，这是一支草根的力量，草根NGO历经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和鲁甸地震四次练兵，蓬勃兴起。成为互联网+时代最具个性色彩的一支自下而上的公益力量。 　　个人对个人的私益慈善回归 　　移动互联网已深刻改变了大众参与公益的方式：从一个项目的发起、传播，到网上募款，执行后进展回馈、资金使用说明，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同时，移动互联网也让公益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加。 　　事实上，在慈善法讨论了10年还没落地时，互联网已悄悄给中国慈善生态的改变带来不容置疑、不可逆转的影响。 　　公众参与慈善自主权的回归，是最鲜明的变化。 　　过去公众缺乏参与公益的自主权与选择权，捐款被权力“导流”给有公募权的官办慈善机构，除了这些机构，无从找到其他机构去捐款。 　　“以前如果问一个人，你知道什么公益项目和机构，能说出5个以上的，几乎就是专业人士了”，徐永光说，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公益项目不计其数，无需刻意“导流”，公众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选择喜欢的项目来捐款。 　　同步改变的是，草根NGO无需政府批准授权，借助互联网就实现了募捐权利的公平再分配。 　　徐永光认为，官办慈善垄断公募权的局面开始冰释，他们不再具备垄断优势，相反只有与优秀的草根NGO共享公募权，才有可能实现优势互补。在腾讯99公益日中，筹款在两三千万元的中华儿慈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是与草根NGO共享公募权的结果，扶贫基金会几乎没有拿本会的项目参与募捐。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草根NGO的鲜活公益项目，对公众有更大的吸引力，已开始主导民间公益的方向。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改变中国公益的一个代表作是2014年的冰桶挑战。这一首现美国的慈善接力在中国落地后，冰桶挑战的微博点击率，几天内超过了45亿。 　　徐永光感慨道，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和美国的差距在100年以上，但通过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冰桶挑战，这样的公益创新和传播模式，和美国的差距不到20天。 　　移动互联网公益传播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表现在通过移动互联网打破时空阻隔，个人对个人的传统慈善模式正在回归，徐永光将其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