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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分享中国 中国分享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个词组是1924年由美国人谢尔顿提出来的，指企业不能仅仅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还应照顾到包括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社区、环境、社会弱势群体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CSR的尴尬 　　 　　从定义的措辞，不难体会出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某种微妙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事实上这种被假设的对立关系正是CSR长期以来在整个管理思想体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主要原因。因为觉得履行社会责任意味着把本该企业拥有的财富平白分割出去，于是抱着现实主义态度的企业家内心深处往往不以为然。他们的观点就像保育钧先生所说的那样：把企业做好，创造财富，这就是企业最大的责任。公益慈善只是锦上添花。 　　因为观念的错位，我们会发现一些尴尬的事实。或许有的企业在CSR领域做了很多的努力，例如公益和慈善，但是并不希望大张旗鼓地宣扬和鼓励，因为它与企业的正业――为股东盈利――可能存在冲突；或许又有些企业，他们通过创新和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服务获得了高速的成长，也合法地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但是人们不认账，认为没有在慈善排行榜上留名就是“铁公鸡”。王石先生和他所在的万科显然就从两个层面都曾经遭遇了尴尬。 　　 　　“善有善报”的新视角 　　迈克尔?波特发表了一篇可能颠覆整个主流商业社会对CSR看法的文章，叫做《战略与社会：竞争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之关系》。文章指出过去人们对于CSR的观念有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个是它们把企业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而这两者事实上是相互依存的；第二个是它们只是就公益谈公益，从未将其与企业自身的战略需求结合起来。 　　接下来波特用他经典的价值链模型和钻石模型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企业能够用他们选择核心业务那样的方法和框架来分析CSR的机会，他们就会发现CSR并不简单意味着成本、约束或者是慈善活动的需要，而是企业实现创新和提高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当企业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已经促进了社会的价值它会因此获得更好的竞争地位。通俗地讲，叫做善有善报。 　　 　　好公司需要好社会 　　波特的文章中还有另外一句值得中国读者好好解读的判断――“成功的企业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好的政府，好的法律，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好的媒体和舆论，这一切会帮助那些提供优质产品的、不断创新的、提高员工福利的公司获得来自市场的积极反馈，从而变得更有竞争优势，有能力和动力创造更多的与社会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对于这样的公司并没有鼓励，反而是那些恶劣的、不择手段的短期行为能够带来巨大而且持续的财富，那么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在这份报告中，会读到许多在华的跨国公司的案例，也会读到若干中国本土企业的经验，便可察觉到其中微妙的差别。 　　 　　 　　公益的三重境界 　　――专访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 　　记者：明年是青基会成立20周年，也是希望工程20年。您感觉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在对待慈善事业的观念上有些什么变化？ 　　涂猛：我的体会，企业对于公益事业的态度大致有三层境界或者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心我捐了钱、行了善有没有人知道，对我有没有意义；第二个阶段是关心我捐的钱有没有真正去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有没有被慈善组织滥用；第三个阶段是关心我所做的事情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最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我接下来还有哪些可以做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咱们本土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第二或第一个阶段――他们关心做慈善的宣传效果，关心钱给没给到第三者的手上。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对，尤其考虑到中国公益事业的一些现实情况，但是我想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进入到第三层境界，对整个社会的积极意义会更大。 　　记者：那么事实上公益组织有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让企业放心？ 　　涂猛:这个主要跟项目的制度设计有关系。比如希望工程，我们从1992年开始实行一对一。出资企业知道孩子是谁，知道学校是哪一间，任何一个项目你都会知道落地的经过，具体的受益者。这样的话，从第一天开始，出资者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参与的过程、监督的过程。事实上深入进去之后企业也会有更多的收获。比如像中海油服这样的公司，长期跟进它的希望小学，后续投入的钱比建希望小学的钱还多。彼此之间像走亲戚一样，最后达到一种公民之间精神层面的互动。 　　记者：如果企业的观念暂时还没有到太高的境界，甚至他们的善款带着潜在的商业目的，而事实上你们也了解这种目的，你们当如何看待和处理？ 　　涂猛:我们最需要负责的是受益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我们国家公益事业开展的时间不长，社会也正在转型，有些行为的动机你也很难简单界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