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超女时代的知识分子.docVIP

后超女时代的知识分子 　　编者按： 　　2005年夏，一档在湖南卫视连续播出的大众偶像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出人意料地创造了超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最高收视率纪录，随之，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广告报价提升到15秒插播价为11.5万元，也超出了央视一套电视剧帖片15秒11万的最高报价，《超级女声》成就了一次电视节目和娱乐产业的双重成功，也成了中国电视媒体产业格局发生变化的一个先声。 　　《超级女声》同时还创造了一个观众参与和互动的纪录。一场上亿的收看者、累计上千万的短信条数，更重要的是在电视屏幕上看不到的白热化的拉票活动，完全超出了所谓节目和观众的简单互动，它在快感俘获领域中所发生的真实的选举活动，重新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选举程序的政治热情和想象。 　　《超级女声》在连续三个多月的有规律的播出期间，制约和规定了不少媒体娱乐报道的组织、构架及其结构。在大大缓解了媒体的热点缺失焦虑的同时，也暴露了媒体面对如此唾手可得的热力质料时的手足无措与不成熟。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夏季的《超级女声》无疑成了一个“超级能指”，不少无心于大众文化的学者、专家终究扛不住“沉默的螺旋”的巨大引力，不幸“失身”，但每每心有旁骛，不免无的放矢，虽事不关己却也严辞拒斥；倒是风光了不少新兴的文化研究者，借一档电视节目调动全民娱乐神经之际，大呈学术书写之能事，毫不吝啬地侵入了《超级女声》这个“完满”而“空洞”的能指，享尽语言暴力所带来的快感。 　　面对这样一场牵动大众视觉、听觉等多根神经的，因“超级女声”而涌起的符号骚动，本刊也未能“置身事外”，冒着“过度诠释”的风险，组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从事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教学与研究的三位副教授，试图对“超级女声”所引发的媒体反应及知识分子的评论展开讨论，目的是以“超级女声”事件为契机，考察近二十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流变，同时也体会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和身份认同的变化。 　　三位副教授是：孙玮博士、洪兵博士和杨击博士。 　　 　　一、大众文化研究的两次分化 　　 　　杨击：此次“超女”成为一个文化事件甚至是社会事件，不但是因为有很多人直接参与超女，观看啊、投票啊、议论啊，还有一个标志，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在公共空间发言评价这个现象，其中有很多是知识分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今天我们的讨论就从做“黄雀”开始。人家说超女如何如何，我们得说说议论超女的人了。孙玮似乎想从八十年代开始，梳理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潮里面对大众文化的看法，而且作为线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看法。这里面会涉及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分、争斗和arguing，包括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区分。 　　孙玮：曾经有学者这样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趋同的社会群体，批判极“左”路线、清算文化专制主义，这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但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分化了，其中的一个显著标准就是对待世俗化、大众文化共识的丧失。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在大众文化标杆下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分化。我觉得此次的“超女”事件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分化。 　　 　　杨击：你是从什么意义上讲它是第二次分化？ 　　 　　孙玮：比如像朱大可、王晓明这一拨在九十年代已经分化过一次了。其中一部分认为大众文化是消极的，然后又批判它们的市场化。到了现在对“超女”的评判，朱大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很有意思的是，他自己的几次发言都有变化。他在《东方早报》上的一篇文章，前面全部是批判的，称“芙蓉姐姐”到“超级女生”们的接踵而至是从文化偶像到文化呕像，到了结尾却说，它的进步在于，我们对这样的事情可以宽容了。“只要它是一种多元化的声音，并且没有直接毁损经典美学，我们就应当予以笑纳。”“2005年的‘文化丑角’浪潮，还留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机遇，那就是藉此探测中国社会宽容度的边界，看看人们对一个小人物夸张的自我叙事，究竟能够容忍到何种程度。在充满各种分歧和对抗的社会，宽容就是最伟大的美德”。在《新京报》三人访谈中（其它二人是李银河、喻国明），我觉得他对“超女”特别肯定的态度，又是特别激进的，比如他说“文化民选”等等。他在否定大众文化的那个阶段，把罪责推到了媒介身上，而这次他说，“媒体抓住了民意”。但在这次分化中，许纪霖的态度就和朱截然不同了。 　　洪兵：孙玮所说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二次分化，以及超级女声作为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在其中到底形成了怎样一种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视角，但是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否也可以理解为这种分化的第二次显现？我也发现，其实这次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事件的讨论所用的很多话语，与1998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讨论有很大的关联程度，尤其是关于市场与民主的关系这个主题，只是这个很复杂的论题，在2005年通过超级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