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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权”、“市息”与乡村社会 　　摘要：在四川地区，乡村中的集贸市场被称为“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大量存在着的相邻两县交界地区的“场”，因其行政管辖和捐税征收问题，极易引起接壤两县基层政府、基层官吏、捐税包商及普通乡民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纷争。我们以此为视角，聚焦于1939年南部、阆中两县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着双柏垭场管辖权而展开的争斗，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场”这一特定经济社会空间中所存在的矛盾斗争和利益纠纷。 　　关键词：场；集贸市场；市息；管辖权；乡村社会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清末政治动荡中的成都旗人社会”（项目编号：skq2013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四川省县级档案馆民国档案数字化研究”（项目编号：13XZS026）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106-08 　　在经济相对落后、财源相对匮乏的传统乡村社会，“场”不仅是四川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舞台，是他们从事商业以及社会交往活动的空间，也是涉及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收来源之地，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民国时期，四川地区存在着许多相邻两县交界地区的“场”。由于这一特定经济社会空间中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着“场”的管辖权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利益纠纷，因而以1939年南部、阆中两县对双柏垭场管辖权的争夺为例，不仅是以独特的视角对此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而且是以鲜明的个案研究去理解“集市空间”何以“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从而对“集市场域”这一“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作出些许有益的补充。① 　　一、双柏垭场中的“场权”、“市息”之争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除了有以“城”为依托而建立起的交易设施、交易场所外，在广大乡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集贸市场。在四川地区，这些乡村的集贸市场被称作“场”。小商贩、手艺人、修理工和其他提供各种劳务的流动人员“按照每个集镇的集期依次巡回于各个集镇”②。普通乡民则通过“赶场”的方式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或购买家庭所需的商品。在乡村集贸市场中，不仅“有交易行之设”，而且“有官秤、官斗衡量（但各地极不统一），收取秤捐、斗捐”。“农户卖货”，“在交易时”须负担此种捐税。③ 20世纪30年代，四川地区的乡村集贸市场中买卖各种物品时出售者所缴纳的捐税，即是“市息”④。“每场出息”，名义上为地方人士“藉公组织”所收取，实则为“少数人享受”，“据为祖遗”，世代继承，“不曰某场属某姓，即曰某行属某族”。⑤ 即使20世纪30年代中期四川地区的基层政府开始实行招商竞包，“市息”也多是由地方的“少数人”所操控。民国时期四川省各地的乡村集贸市场中，随着捐税种类和捐税数额的增加⑥，地方政权深入乡村社会，造成“营利型经纪的增生”和“营利型经纪体制的再生及延伸”。⑦ 不论是攫取“市息”的地方人士和基层官吏，还是披上合法化外衣的“市息”包商，面对经济利益之争时，皆尔虞我诈，甚而聚众械斗。南部、阆中两县交界地区的双柏垭场即是此种情形。 　　清光绪年间，双柏垭“东至天门垭，南至代笔垭，西至铁拐垭，北自场中分至亭子垭，均交阆中县界。”⑧ 双柏垭四周“均交阆中县界”，显然是南部县飞入阆中县的飞地。双柏垭北边的双柏垭场，“自场中分”，双柏垭场的北部地区理应属阆中县政府管辖，双柏垭场的南部地区理应属南部县政府管辖。尽管双柏垭场地处南、阆两县的接壤地区，且双柏垭地区“四面皆系阆土包围，与南土毫不相连”，但双柏垭地区“隶属南部，不受阆中管辖”。因此，这一地区“土地管辖混乱，最易引起纠纷”。⑨ 双柏垭地区和双柏垭场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使此地极易发生各种纠纷，而且使双柏垭场管辖权和双柏垭场“市息”征收权成为南、阆两县长期争夺的焦点。自清宣统二年（1910年）至20世纪40年代，双柏垭“场案争执”持续三十多年，“场权”、“市息”之争不仅成为双柏垭场存在的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⑩ 　　二、1934年南、阆两县县长“会衔布告”与1939年双柏垭场管辖权纠纷 　　尽管南部县双柏垭地区“居南边区”，且由南部县飞入阆中县境内，但这一地区“纯属南部”管辖。因而，双柏垭场“在南部报场立案”。{11} 双柏垭场“土劣领袖”{12}、“哥老巨魁”{13} 向尧云、向廷彦父子凭借自身势力，向南部县政府认包双柏垭场“市息”，取得了双柏垭场“市息”的征收权。{14} 而双柏垭场“市息”的所有权，则体现在如何分配“市息”收入。具体而言，双柏垭场的“市息”收入主要包括“肉税”、“斗息”两项。除了应上缴政府的税额和为王爷庙、水澄寺两所学校提供教学经费之外，“余息”应作“公益之用”。{15}“余息”名义上为“公益之用”，实则由双柏垭场市息包商向尧云、向廷彦等人所垄断。因此，对于与自身利益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