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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冈诗歌中的城市特质及现代性寓意 　　古冈对于城市和人事的变迁，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全球化的裹挟，不仅有大量的观感，更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体验。他对1980年代以来城市诗的发展作了进一步拓展，用市井的底色描绘了生存臆想，以城市的碎片拼接着本土的历史语境；他置身于传统与现代性的夹缝之中，置身于时代大变化的复杂性里，为某种高贵品质的存留进行着深度博弈。他的冷僻、反抒情、短节奏体现了人的困惑与挣扎，如诗集《尘世的重负》以及组诗《上海，驱巫的版图》等，在书写的层面上创作出一种诗学上的逼仄和枯涩风格。古冈笔下的诗歌场景游走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既出人意表又一针见血，在都市上海的现代性中拼贴和揭示出前现代和后现代的种种真实和幻影。在貌似平淡却又饱含奇崛的语言实践中，他精妙地呼应了生活经验的扭曲和怪诞，惊人地铺展出当代时空的独特视野。 　　本次研讨会在上海明园美术馆举行，沪上众多诗人济济一堂，研讨古冈诗歌作品。古冈首先谈了他自己反抒情的写作倾向、强调了不断提炼语言的重要性，并推崇诗歌中言之有物的当下真实体验。嘉宾们解读和分析了古冈诗歌的城市特质和关注现代性的深刻寓意。主要发言辑录如下： 　　萧开愚（诗人、河南大学教授）：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古冈的诗我比较熟悉，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很早以前的诗我也看过，前两年我帮他一本小册子写过序，那个诗集里有几首诗是很好的，《职员的晨曦》这组诗中的每首都是真的诗歌，非常过硬。 　　上海的诗歌作者朋友跟别的地方的诗歌作者风气不一样，古冈是比较典型的。多年前，我跟他在同一栋楼，我在打工，他做财务。我对他这种职员生活稍有了解，他办公室条件挺好的，长沙发可以睡觉什么的。他在那儿写诗。那份工作待遇那么好，辞职挺可惜的。他想写东西，把工作扔了，挺不简单的。 　　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城市生活和这儿的作者都非常尊敬。上海人好像是另外一种人。打个比方，北京那个地方空间比较大，再没钱的人住在那儿都可以，越是没钱的人好像越有说话的底气。可是上海，没钱自己不好意思出门，不好意思见人。这个门槛挺高的，我喜欢这种感觉，我要自觉地拥有这种感觉其实太难。另外，我觉得上海作家，包括过去解放前的，有一种不大瞧得上什么事的这种气质，冷眼看着。 　　我要说的这个跟古冈和上海朋友的诗有点关系。八十年代以来诗歌的变化很多，上海作者当然着急，什么东西都看着，可他着急的方式不太一样。着急归着急，干自己的还是干自己的。也会受到潮流的影响，也会模仿潮流，可他们的生活内容毕竟不一样，就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受到这儿的生活规矩的限制，这个约束他们自动接受。 　　“割了脐带的痛，绕紧儒家的器官”（《冷暖》），我觉得古冈写的还不是抑制，其实挺端正的，有种忍痛的感觉。其他地方写诗的人，忍痛的能力是比较弱的，我们一有点什么感受就大喊大叫，可上海的作者是能忍痛的。古冈在那个好高的写字楼里做了好多年，我干不了，我干两个月就不行了。我觉得他的诗里面有一种忍痛的经验。他在语言上，有这种打破节奏的努力，我觉得比较成功。语言的讲究与内容是合拍的，打破语言的惯性也是比较节制的。用的很多文雅的字跟这些口语的搭配，我觉得也比较恰当。另外我觉得古冈这组诗是狰狞的，有一种忍痛的狰狞。 　　当然我不能只说好话。有一个疑点，他这个组诗是一个大的写作计划的一个部分，可是单看这些诗，我还是觉得是即兴的诗，不是有组织的。这些题目不是一个有计划写作的表现，对题目和内容是合拍的，如果大的集子的?，我估计还需要深入。作为一般的抒情诗的写作，我觉得这个组诗正好，写得真好。 　　钱文亮（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阅读古冈的诗歌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他的诗歌总是不断挑战我们习惯的主题模式、象征秩序和修辞套路，在词语的钢丝绳上翻高难度的筋斗。古冈的诗歌往往很短，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搭配组合又比较突兀、飘忽，“多远取譬”，语义的逻辑衔接若即若离，容易令读者心慌。大概是因为居住在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人见多识广，每日信息量过大以致目不暇接，体现在古冈的诗中就是各种意象、非意象纷至沓来又稍纵即逝，转换异常迅速，令人恍然大悟什么叫诗歌的“张力”。 　　其实古冈的诗歌并不玄学，因为这个从小便在上海生活的南方人无意中濡染了海派文学共有的对于世俗生活物象、日常细节的唯美主义的精雕细刻，线条、色彩、形状、质地、意态……正是因为这些，古冈的诗歌虽然极少出现外滩、外白渡桥、豫园、东方明珠、万国建筑等等地标性的上海符号，但却时不时敞漏出上海内在的微观肌理和非浪漫、非诗意的生活底子，并且因其微观而得大上海的丰富、真实。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和我一样出生于共和国的1960年代人，古冈的诗歌语言并非全然是自我指涉，而是深深植根于特殊的历史现实语境。这一点如此重要，借用耿占春的话说就是：“这些诗歌文本为我提供了把经验主题化的可能，同时又提供了与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