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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批评文论阐释的中国路径 　　摘要：无视西方语言与汉语言的根本性差异是导致“强制阐释”的重要原因，故中国文论避免“强制阐释”的途径之一是回归“汉字批评”，即在文论阐释中回归汉字思维、汉字意识和汉字本位。“汉字批评”的学理依据有三。其一，中国文论的根在古文字（殷虚卜辞、商周铭刻、周秦籀篆），故文论阐释须追溯字义根柢及字文化渊源，从形、声、义的不同层面诂训语根，诠释语义，演绎语义之原生、衍生、再生及生生不息，辨析本义与他义（如古代梵语与近现代西语）的博弈或格义。其二，汉语的性质是表意，意之所随者缘境而异，高度语境化决定中国文论阐释对文本的高度重视，故须依据文学及文论文本返回语义现场，于敷陈事理与摄举文统的互通中厘清中国文论的理论内涵。其三，汉语生命力强盛以及长寿的秘诀在于常用常新，就中国文论之语用而言，因其通而亘古亘今，因其变而日新其业，故须在会通适变之际重识中国文论的语用生命，揭示其历史意蕴及现代价值。中国文论孳乳于汉字语根、鲜活于语境而通变于语用，文论阐释的中国路径必然创生并通达于追根、问境和致用之际。 　　关键词：汉字批评；文论阐释；追根；问境；致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12ZD153）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67-07 　　在论及不能用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中国文论的实践及理论缘由时，张江教授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语言与汉语言，无论在形式还是表达上都有根本性的差别，用西方语言的经验讨论和解决汉语言问题，在前提和基础上存在一些根本的对立。不能简单照搬，也不能离开汉语的本质特征而用西方语言的经验改造汉语。……实践证明，语言的民族性、汉语言的特殊性，是我们研究汉语、使用汉语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文学、建构中国文论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出发点，任何理论都是妄论。”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将汉字归入“表意体系”，随后宣称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②。当我们别无选择地要用汉字阐释中国文论时，首先需要回答的却是：作为“表意体系”的汉字，其根本性特征是什么？而紧随其后的追问则是：由汉字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文论阐释的路径何在？汉字的语根太深，故须追“根”；汉字的语境太重要，故须问“境”；汉字的语用是其长寿秘诀，故须致“用”。由追“根”而问“境”，由问“境”而致“用”，似可探出一条文论阐释的中国路径。 　　汉语的根柢深藏在古文字（殷墟卜辞、商周铭刻、周秦籀篆）之中，需要刨“根”才能问底。从20世纪初的甲骨文，到21世纪初的清华简、上博简，每一次考古发现都是一次刨根问底。随着“新”的文字材料的不断出现，“新”的古文字被不断识认，中国文论阐释的新景观新气象新收获便在刨“根”中不断呈现和展开。 　　汉语的性质是表意，意之所随者缘境而异。汉语之“表意”既无时态标识，亦不重空间定位（如前后、内外、出入等所指颇为随意），更有反训、隐喻、假借、转注、谐音之类，使得汉语的言说与解读高度语境化，若脱离语境则“不知所云”。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话中有话”，故阐释之时先须问“境”，先须返回语义现场，非如此不能释名彰义、敷理举统。 　　汉语“长寿”的秘诀在于语用，《周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是宏大之用，《文心雕龙》“‘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是微观之用。经史子集，周秦汉唐，无不因重“用”而致“用”。汉语的致“用”酿成中国文论的致“用”，中国文论的历史意蕴及现代价值在语用中激活，在语用中衍生、再生乃至生生不息。 　　一、追“根” 　　黄侃论及“清代小学之进步”，赞其“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语根”③。这里的“语根”是在声韵和训诂的层面谈文字；若在文字、声韵和训诂的层面谈中国文论阐释，则应将古文字视为中国文学及文论的语根。张江《阐释的边界》称“文本的能指是文本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④，所谓“文本的能指”即文学和文论文本的语言。文论阐释的首务在于“推求语根”，这个意义上的“语根”，实则包括了黄侃所说的“本音”、“本字”以及最早的形、声、义对字之“本义”的规定和铸造。 　　文字乃经艺之本，故许慎解“字”说“文”皆重“推求语根”即看重“本?x”。⑤ 王力指出：“许慎抓住字的本义，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训诂问题。本义是一切引申义的出发点，抓住了本义，引申义也就有条不紊。本义总是代表比较原始的意义，因此，与先秦古籍就对得上口径。”⑥ 又称“从本义可以推知许多引申义，以简驭繁，能解决一系列问题”⑦。中国文论阐释，用黄侃的话说，需要“推求语根”；用刘勰的话说，需要“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彰）义”⑧。对于中国文论阐释而言，不求语之“根”，不原字之“始”，则无法表其末，更无从释其名、彰其义。 　　“中国文论”又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