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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强掳劳工民间诉讼困境和突破 　　摘 要：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的判决，使得二战受难者在日民间战争赔偿诉讼陷入僵局。此种境遇下“和解”成为战后遗留问题工作者寻求突破的无奈选择。安野和解正是在此背景下达成。虽然和解取得了如企业承认强掳劳工的历史事实、表示谢罪、经济赔偿等一些成果，但受日本政府态度的影响，和解只能存在于受难者与企业间，就必然使得和解带有不彻底性，这也恰恰成为和解饱受争议的根源。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以诉讼推动战争赔偿立法，以实现日本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上承认强掳华工法律责任基础上的全面解决，诉讼的根本目标及意义也在于此。 关键词：抗日战争；强掳劳工；民间诉讼；战争赔偿 中图分类号：K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4-0046-07 二战受害者民间赔偿诉讼是战后遗留问题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1995年6月28日，花冈劳工代表与鹿岛建设公司交涉5年无果后被迫提起诉讼，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有关二战战争赔偿诉讼案。花冈诉讼历经5年一审败诉，之后以庭外和解的方式于2000年达成和解，此次和解因鹿岛公司并未表示任何形式的谢罪且不承认和解金有赔偿之意而留下颇多遗憾。时隔9年，安野劳工诉讼历经10年3审最终亦以和解的方式告结。次年西松公司又以相似的条件与信浓川中国劳工达成和解。安野和解、信浓川和解与鹿岛公司花冈和解在诉讼背景上已明显不同，和解形式及条件诸方面也有了很大区别，但诸次和解均饱受争议，其根源值得深思。以往研究多着眼宏观论述，且随着诉讼进展的推进一些新的情况不断出现，特别是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就二战受难者在日民间赔偿诉讼做出终审判决后的诉讼僵局中，人们以和解方式寻求突破的尝试尚缺乏研究。文章即以这一新的诉讼背景下“安野事件”和解为中心，在论述此次和解达成因素等问题基础上，对历次和解进行比较，分析和解争议的根源，并对如何打破这一诉讼僵局及今后赔偿诉讼方向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 、“安野案件”和解始末 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就中国民众对日索赔诉讼做出终审判决后，中国二战劳工的索赔已由过去的单一诉讼方式向和解方式转变。而这种方式的转变恰恰以安野和解为开端，应该说安野和解是对2007年以后在日民间战争赔偿诉讼僵局的一种尝试性突破，对今后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具有启发性，信浓川和解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以安野和解为模板。正鉴于此，以下将对安野和解这一事件诸问题着重论述。 1. 历史背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随着在亚洲侵略地域的日益扩大，国内的军工和民用生产劳动力日见匮乏。日本政府遂谋求在国外被占领地掠取劳动力，在强制几十万朝鲜人赴日从事体力劳动仍感不足后，便将目光投向中国。最早提出使用中国人的企业是“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随后矿山、煤炭、港湾、码头等行业团体争相效尤。为适应企业的要求，日本政府采纳本国土木建筑和矿山业等大企业的要求，先于1942年11月制定了《关于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案》的内阁决议，次年4月至11月将1411名中国人先后分8批押运到日本，从事港口装卸和煤炭开采两种行业的劳动；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其对中国劳力的需求更加迫切，日本政府于1944年2月又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案》的决议，主要针对中国华北地区开始了有计划的抓捕行动[1]139-148。1946年3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日本外务省根据各企业提供的汇报资料制作了《华人劳务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简称《外务省报告书》）。据此记载，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先后有169批共计38935名中国男劳力被日本军队、政府和大企业联手强掳至日本国内，分配至35家大企业所属的135个作业场所。西松建设公司（原西松组）即是当年35家大企业之一。1944年7月，360名中国青壮年男劳力被日军押运至日本广岛县山县郡加计町的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从事开山凿洞等繁重体力劳动，直至战争结束。 2. 被捕及在日本劳作情况。在安野劳工与日本西松公司诉讼阶段，西松建设曾向法庭提供材料称：“中国劳工在安野的待遇不坏，而且安野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比中国华北要好”①。日本《外务省报告书》中也有很多不实之处，例如中国劳工明明是被打死、累死的，却被记为肠炎病死。通过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数十年的调查资料，可以真实的反映当年这批劳工被捕及其在日本悲惨异常的劳作生活。 第一，强征方式。首先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劳工是自愿去日本，而是日军通过抓捕、战俘、欺骗等各种手段强制押运到日本。被抓捕者无论是做何工作，是何身份，包括正种田的农民、做生意的小商人、在集市庙会上游玩和购物的人、在家中做家务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