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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来华美国传教士对这种贸易的批评与谴责也日益严厉。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政策 　　 　　19世纪上中叶，美国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基督教。由于猖獗的对华鸦片贸易严重地阻碍了基督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美国传教士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出发，对鸦片贸易不断进行谴责，此举对美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早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第一个正式条约的签订及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考察，对美国传教士在西方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及其演变，以及它在中美关系史和鸦片贸易最终合法化上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 　　 　　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中国通过礼仪之争产生了对基督教传人进行限制的后果，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开始严令禁教，乾嘉道时期则在进行禁教的同时又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禁海政策。中国对外贸做了严苛的规定，“任何胆敢违犯中国朝廷禁令者必将面临严厉的制裁，对外国传教士尤其如此。”在清朝严厉的禁教政策下，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数量显得寥寥无几，仅在1820年由美部会正式聘请1807年已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任差会通讯员。直到1829年9月，埃力亚?裨治文(E.C.Bridgman)自神学院毕业后接受美部会的聘请赴中国传教，与“海员之友社”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一起，前往中国广州，成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第一人。裨治文为了实现其传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国的理想，决心“立意传道，方旷览诸俗，以验生平所学之是，兼以予所见所闻者，播之异土。” 　　裨治文到广州后，清政府禁教政策没有改变，外国人活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裨治文并没有因中国禁教而放弃信念，他极力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奔走。在马礼逊的倡议和鼎力支持下，裨治文和欧美来华传教士一道于1832年5月创办《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被推选担任该报主编，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巴驾等参加编撰工作。该刊物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山川地理、军队装备、矿藏物产等进行详细调查和介绍，也报道中外贸易、外国人在华活动和讨论对华政策等。为了突出办刊特色，裨治文还在创刊号上概括地提出该刊研究的四个方面：第一，有关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的情况；第二，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中外通商贸易情况；第三，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法律等；第四，研究中国的宗教事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帮助西方尽快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文明，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为建立其想象的“平等”的中外关系打下基础。这也是裨治文等欧美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创办《中国丛报》的指导思想。 　　裨治文是最早关注中国鸦片贸易问题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对鸦片的流弊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密友罗伯特?莫里森和许多其他在华新教传教士受雇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此，裨治文谨慎地避免公开其观点，要求美部会不要轻易将其对鸦片贸易的观点发表在《传教士先驱》(Missionary Herald)杂志上，以避免与英国当局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当裨治文在中国的声望逐渐扩大之后，他开始更为公开地抨击鸦片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主要赞助人是坚定拒绝参与鸦片贸易的纽约慈善商人奥立芬(D.w.C.Olyphant)。19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中国毒品严重泛滥进行了深度描写。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在华鸦片贸易问题，也是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中国丛报》从1837－1840年也发表了多篇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作为西方国家了解在华鸦片贸易罪恶的主要窗口，《中国丛报》对早期美国国内反鸦片贸易舆论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中，裨治文撰写的《对华鸦片贸易史》、《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等是当时很有分量的谴责文章。在1839年发表的《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一文中，裨治文呼吁，要“首先讨论重大的道德问题”。他强调，造成鸦片危机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低下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