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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电影》一本杂志的60年 　　金鸡百花影城位于北京最好的北三环边。米花机，可乐柜，电子公告板闪着红黄字符，大小影厅红椅蓝墙。大厅门口摆着电子游戏机，小孩子上去按两下，身后追着年轻妈妈。 　　普通的现代化电影院，差不多都是这种轻松热闹的样子，卖力招引主流观影群――青年人和孩子。一点也看不出，三十多年前，这里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内部专用的评奖、研讨电影放映厅。 　　周三中午11点半，3号影厅的门开了，满满的观众涌出来，大厅里的气氛骤然不一样起来。他们几乎都是白发，大都穿黑、灰、咖色衣服。一两个穿海魂衫的年轻姑娘夹在中间，特别刺眼。老奶奶说着今天的电影不错，是难得的文艺片：“现在总是演撞车、爆炸，看得人眼晕！” 　　81岁的马锐夹在散场人群中。每周三影协会员可以来此免费看包场，这位《大众电影》的前副主编几乎每次都来。 　　即使已经过去30年，马锐仍然能骄傲地背出1981年世界四大通讯社同时发出的一则消息：“世界上以一种文字发行的刊物，发行量最大的是北京的《大众电影》。”965万份的发行神话，至今无人超越。现在，这个数字跌到了3万。 　　2011年初，和马锐一起搭档十多年的老社长崔博泉离京赴沪，大年初五，为杂志现状嚎啕大哭。按《大众电影》摄影师周雁鸣描述：“现在的《大众电影》没有社长、没有主编、没有发行部、没有广告部。”也没有摄影师。“这么好的品牌被毁了！”而《大众电影》现在的团队认为，其实杂志运行正常，外界的关注只因当年太辉煌，对比太强烈――这本曾经最辉煌的杂志走过的60年，是整个时代的60年。 　　 　　创刊： 　　我们每个人象唱着歌一样地生活 　　45年后，已经74岁的《大众电影》第一任主编梅朵还记得1950年6月1日，在上海市江西路四马路汗尔尔登大楼362号创办《大众电影》的那一天。当年简易的二层楼此时已成了一所中学，每次路过，他仍会回想起那间偏南屋子里发生的种种：“我们都沉浸在解放初期的热烈气氛中，一种将要实现人类理想的希望，使我们每个人像唱着歌一样地生活。” 　　后来任副主编的唐家仁那时和梅朵一起，“像??着一块砖、一块砖地建筑着《大众电影》这座房子。”他自豪地记得，《大众电影》创刊那一年，也是法国的安德烈#8226;巴赞创办闻名世界的电影期刊《电影手册》那一年。 　　《大众电影》创刊号大32开，正文30页，画页极少，定价旧币1500元，只有封面和封底彩色印刷，却还选用了黑白电影的剧照。封面上，外国小男孩捧着水杯抬头仰望，眼睛忽闪明亮，那是苏联电影《团的儿子》中小英雄凡尼亚的剧照，贴合儿童节主题，也代表了梅朵们的希望：“解放了，我们自由了，我们当然应该拍自己的电影，办自己的电影刊物，写自己的文章。” 　　没有什么钱，就依靠过去办《剧影丛刊》留下的一些纸头上马。编委会的名单赫然耀眼：编委主任夏衍，编委于伶、姜椿芳、杨帆、陈白尘、钟敬之……创刊号试印1万册，很快售罄，又连续加印了3次，还是供不应求。 　　唐家仁戏称当时编辑部只有“四个半”人：四个专职的编辑记者加一个兼职来搭把手的。半月刊的组稿、编辑、设计、采访、校对到印刷、发行，“四个半”全担了。 　　“每到校对的日子，大家一齐去到印刷厂，整整干上一天，一人吃一碗阳春面，高高兴兴地去，高高兴兴地回来。相互之间总是那么亲密无间。”此时梅朵还兼任着《大众戏曲》的主编和《文汇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从早到晚忙不停：“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稀奇，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同时担负那么多工作？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一种为了美好理想而全力以赴的精神在驱动着我的生命。” 　　这正是梅朵神往的状态：把全部生命投入工作。然而新生活崩塌得如此迅速，仅仅两年多后，因为在香港时曾与作家胡风有过交往，梅朵被撤去《大众电影》主编职务。受到冲击的不仅是主编。同年，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展开，“文艺整风运动”开始，《大众电影》停刊整改，不久迁到北京复刊，《新电影》杂志并入。“由于思想紧张，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刚开始那么生动了。”唐家仁回忆。 　　1957年，梅朵在“反右”运动中被彻底打翻，划为“右派”，先后送到河北、山西的农场和煤矿，劳动改造二十多年。 　　1962年秋，《大众电影》迁回上海，与《上海电影》合并。1966年，《大众电影》出完第六期（总第306期）后，宣布停刊。 　　上海电影局大院的批斗会场上，打了红叉的《大众电影》经常铺一地。台上“黑帮”低头弯腰接受批判，台下红卫兵小将们津津有味地翻看《大众电影》。 　　 　　复刊： 　　就是要美??被称好色之徒也要美 　　梅朵平反回到上海时，已是1979年。当年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已经被折磨成了瘦骨嶙峋、病痛满身的白发老者。梅朵扑向新生活，要把失去的旧岁月加倍找回来，开始创办《文汇月刊》。 　　正是整个中国万物复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