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和沈曾植交游和书学思想.docVIP

郑孝胥和沈曾植交游和书学思想 　　一、郑孝胥和沈曾植交往始末 在展开郑孝胥和沈曾植书学主张相互影响的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二氏一生交往的主要情况，以下叙述主要以《郑孝胥日记》中记载为依据。郑孝胥和沈曾植的交往始于1886年（目前无见更早的交往记载），虽不一定是张謇介绍，但之后的几次见面均有张謇在场。二氏一开始交往，郑孝胥便在日记中记下“谈甚洽”“谈久之”等语句，往后的交往也多是如此，可见二氏一见如故、相互倾心。自此二氏成为一生的挚友，或谈论时事，或论诗赏书画，可谓指点江山、诗酒唱和而不亦乐乎！二氏一生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氏同时居住并任职北京时。尤其是在1890年，也就是郑孝胥随李经方出使日本的前一年，二氏的交往更是频繁。是年郑孝胥充镶红旗官学堂教习，沈曾植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至郑孝胥九月出京，还抵福州（该年九月十一日后郑日记缺失），二氏共频繁来往约48次（一日计为一次，下文同），几乎每月都要相见几次而且多数还是连续隔天互访，已是惺惺相惜。第二阶段是郑孝胥出使日本下旗归国后到光绪末年，1895年11月2日郑孝胥归国后，二氏初次见面便“相见悲喜”，真是情深意切。该年最后两三个月二氏相见约18次，后来二氏又同就张之洞幕，之后几年互访依然频繁。1898年约20次，1899年约20次，1900年约38次。第三阶段是二氏同时寓居上海期间，自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继起之后（除1915年郑日记无二氏交往记录外）直至1922年沈曾植逝世二氏交往最是连续和频繁，此一时期也是二氏“不与世事”、寄情诗书的时期，更是二氏书学交流的重要时期。对于二氏交往的次数，以现今来看，或许不该算多，但是在当时交通等各方面都不便利的条件下，足见二氏情份之深。 郑孝胥和沈曾植作为文人士大夫，书法对于他们而言仅是余事，但是他们却同样一直精研书法，且多有创见，寓居上海后更是书名日盛，允推大家。关于二氏的书名和造诣，沙孟海在1930年发表于《东方杂志》27卷第二号的《近三百年的书学》均有提及且推崇有加，并且郑孝胥也是该文发表时存世的唯一一位书家，只是后来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在重新出版时删除了与郑孝胥相关的部分。另外，从当时二氏的鬻书情况和时人及后人的评述均显见其书名之盛。 郑孝胥其人“多负气”，于诗如此，于事如此，于书法亦是如此。检郑孝胥56年的日记，基本上是以他的书学观点示人，对于同时人让其服膺的也就两人，一个是郑孝胥的叔祖郑世恭，其日记记载： 1882年5月3日：“是日请叔祖书一联纸，余自集《礼器碑》独见天意，永享牟寿八字。叔祖八分书，极有汉人意味。” 1885年3月17日：“晨，作楷，觉颇合，袖呈叔祖，谓甚得古人意；但用笔近剽，乃似唐写经手。余请从登善入晋人，叔祖以为然。” 郑孝胥四岁从叔祖郑世恭授《尔雅》，17岁归闽又从其习举业，对其敬重有加。此后郑氏对八分书的临习伴随一生，并从中多有意会，认为“写隶可避俗”“以隶写草、以草写真、楷隶相参”等，也有“罢黜馆阁”之说，这些观点的萌芽应该也是受其叔祖影响。 另一个在书学上让郑孝胥服膺的就是沈曾植了。除了其叔祖郑世恭之外，沈曾植是郑孝胥当面请益书法的第二人。 1914年11月11日：“以日来所作草字示子培。” 1919年2月19日：“作字。元王聘三、刘洙源来，遂同赴子培之约，携大七、小七、小虎所临碑字示子培。子培谓，大七所书太整齐，宜取《石门铭》试写之；谓小七、小虎所临且未可换。” 1919年11月3日：“作字。过子培，观所作章草，隶书及诗数首。” 从其将自己的作品和子弟的习作让沈来评点和指导，可以看出郑孝胥对沈曾植在书法造诣上的推崇，同时也说明了郑孝胥本身对于沈曾植在书艺上的关注和了解。当然沈对郑的书法也是颇为满意的，并曾嘱其代书寿联。 二、对黄道周的取舍 历史无法重现，而后人在研究过程中也难免将某些问题复杂化，这使得读者在解读历史人物时也往往抓不到重点，彷徨揣测难有定见。对于沈曾植晚年书法变法的根基和得力处历来众说纷纭。在艺术风格特征上，曾熙称：“（寐叟）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在题沈曾植易箦联上，郑孝胥有题诗曰： 蹀躞意未敛，沈吟神更遒。九原如可作，下从忠端游。 忠端即是黄道周。郑孝胥此联从沈曾植的艺术特征和取法进行了高度简洁而贴切的概括。“蹀躞”有“事情、文字等方面费斟酌”意思；“沈吟”亦作“沉吟”有“深思”意思。而此二词又对应了“未敛”和“更遒”，可谓在矛盾对立中统一了“意”和“神”的艺术审美概括。后二句又道出了沈曾植取法和得力的对象——黄道周。从郑孝胥的识力和与沈曾植的交往的长期和密切来看，自有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沈氏弟子王蘧常认为：“先生晚年自行变法，冶碑帖于一炉，又取明人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