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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演进、方法创新和未来发展 　　收稿日期：2013-06-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公共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创新研究”（G031302）。 作者简介：蓝志勇（1955-），男，江西南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 明（1976-），女，浙江普陀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摘 要：我国新时期发展取得的成就得益于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改革经历了试验探索、完善规范和发展创新三个阶段。这项改革在我国各地具有不同特点，一些地方提供了公开选拔常态化、电视直播公开化、差额选拔民主化、技术测评现代化的样本。未来这项改革还将按既定方向和方式向纵深推进，重点是解决以往这项制度实践中暴露的问题，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差额选拔；干部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028-05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正在创造着新的奇迹。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曾疑惑地说：按经济学的分析，中国应该爆炸好几次了，但你看它发展的结果，你不能说它不成功，其秘密何在？就我国发展的方式与动力问题来讨论，有人说中国模式是外向型经济和“拿来主义”，有人说中国模式就是“威权加市场”，还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前的积累。然而，有一个重要因素学界较少注意，即中国在讨论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同时，也开始了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在我国，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始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干部制度也就是中共的干部制度，我国的干部选拔路径也就是中共的干部选拔路径。”[1]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过程中采取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升迁的民主化措施，给管理队伍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活力，带来了不断推进其他领域改革的生机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我国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改革的演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的改革经历了试验探索（1978年～1998年）、逐步完善（1999年～2004年）和发展创新（2004年至今）三个阶段。尽管改革的历史背景、解决问题的差异性使其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但这三个阶段的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第一，试验探索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2]（p.191）这次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要求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邓小平主张“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2]（p.326）。按照“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各地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开始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探索，1980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首次以公开招聘方式选拔国营企业领导干部，宁波、深圳、广州、西安等随后采用组织推荐与群众推荐相结合、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面向社会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这些探索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最初尝试。党的十三大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要求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主要是建立干部分类管理体制和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要求业务类公务员通过法定考试、公开竞争，升降惩罚应以工作实绩为主要依据，这有力促进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探索。1988年至1991年，吉林省先后4次采取公开方式选拔38名副地厅级领导干部，并将具体做法称为“一推双考”即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此后，辽宁省公开选拔42名厅局级干部，湖北省公开选拔204名优秀年轻干部进入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3]，其涉及干部级别高、规模大且社会影响很大。中央通过通知、条例等法规性文件启动对公开选拔制度的推广，并在1995年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上述条例和通知明确提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这为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指明了方向，使一大批德才条件好、基本功扎实、有发展潜力、素质较高的干部通过这种方式走上领导岗位。截至1998年，全国有29个省（区、市）开展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4]。 第二，逐步完善阶段。中央一系列法规、条例的颁布为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进一步提升至制度化、规范化层面，关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