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人口不是过多，而是分布失衡.docVIP

大城市人口不是过多，而是分布失衡 　　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交通情况与城市布局、交通设施水平及管理能力等更为相关，而不是人口。特大、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应着眼于调整人口分布，而不应成为控制人口总量的手段 　　中国目前仍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虽然按常住人口计算2015年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6.1%，这其中不仅包含了2.2亿“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也包含了2.2亿居住在小城镇的“镇民”，因此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39.9%。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民工和“镇民”市民化，无疑是“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35年间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然而，新型城市化战略应选择什么样的人口布局，是以大城市（群）为主体，还是以中小城市和城镇为主体？这不仅在学界存在争议，即使官方文件也有不同的提法。 　　本文赞成以大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新型城市化，并且认为城市化率是一个全国性的概念，特大和超大城市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应根据其资源禀赋，继续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为全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城市快速发展是普遍规律 　　从国际和国内经验来看，无论是大城市数量的增长，还是大城市人口所占城市人口及总人口比重的提高来看，都快于小城市。 　　从国际经验上看，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是普遍规律，特别是在城市化中后期。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年-2015年这65年中，全球30万-50万人口的城市由129个增加到690个，仅提高了4.35倍，预计到2030年增加到832个；而1000万及以上人口的城市则从2个增加到29个，提高了13.5倍，预计到2030年增加到41个。同期，全球3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17.7%增加到23.2%，仅增加5.5个百分点，预计到2030年可能下降到23%；而1000万人及以上人口的城市人口占比则由0.9%增加到6.4%，提高了近6倍，预计到2030年占比达到8.7%。 　　此外，在美国，1950年-2010年，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2.2%增至24.6%，特别是在1970年-2010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4个百分点。在日本，人口长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聚。1884年-1973年，东京圈人口占比从10.8%增至23.9%，大阪圈人口占比??10.5%增至15.0%，名古屋圈人口占比从8.3%增至8.4%；之后，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中转为向“一极”集中，2014年东京圈人口占比达28.3%。在韩国，首尔圈人口占比从1955年的18.3%增至2015年的49.1%。 　　2011年以来，随着城市化进入中后期，中国城市人口聚集速度整体放缓，分化日趋明显。2011年-2015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及天津全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9%，较2001年-2010年的3.3%明显下降，但增速仍然最高。9个热点二线城市全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从之前的1.9%降至1.2%，其他19个二线城市年均增速从之前的1.3%降至0.9%，43个三四线城市年均增速从之前的0.6%降至0.4%。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2010年、2011年-2015年全国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57%、0.50%，这也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这意味着三四线城市人口逐渐从之前的小幅净迁入转为明显净迁出，整体上进入人口停滞乃至人口萎缩阶段。（见图1）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和镇更具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 　　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乃至整个社会都将因相互之间的正外部性而从中受益。 　　其次，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2014年农村居民点（自然村）-建制镇-小城市（含县城）-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其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为237平方米-203平方米-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 　　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同量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远低于中小城市和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市和城镇。比如，2014年500万人以上城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占全国比例不到5%，明显低于其城区常住人口占比7.4%。 　　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更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由于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大城市，远比中小微城市能够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8.6%的外出农民工流入四大直辖市，比上年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