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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类学基础性学理分析 　　摘要：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研究已从单一的经济视角转向多角度的理论视角，旅游人类学研究为旅游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从旅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中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现状、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旅游人类学的基础性学理进行分析，以实现对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再认识。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研究；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2 　　一、旅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人类学”起源于西方，在19世纪40年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广义上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学是指文化人类学。从学术角度来讲，旅游学和人类学之间似乎没有交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领域，事实并非如此。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传统的丧失、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皆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旅游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现代旅游行为的很多文化现象，如仪式、艺术、迁徙、民俗、娱乐和审美等，既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既属于旅游研究的范畴，也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所以，旅游学和人类学存在着必然的研究交集。如果运用人类学相关理论对旅游学进行研究，很多由旅游活动所带了的负面现象将会得到很好的预防和解决，实现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和谐发展。 　　二、中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现状分析 　　旅游人类学是一门西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标志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努涅斯发表的一篇关于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影响的论文。在瓦伦斯密斯编著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中，主要从旅游者的研究视角对旅游人类学进行了研究，按照不同的标准把旅游者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旅游者的数量和旅游方式上把旅游者分为七个类别，从旅游者的目的和动机上把旅游者分为五个类别，同时又分析了促使旅游者进行旅游的十四种动机，进而实现对旅游者进行研究。第二个研究视角是旅游业所引起的东道主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特别是“涵化现象”。同时，由于“涵化现象”所引起的一系列诸多问题，例如，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旅游与商品化问题、旅游与民族文化的重建问题、旅游与宗教的问题、旅游与性别角色的问题、旅游与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传播问题、旅游与色情服务的问题等。在经济方面，旅游人类学家主要关注由旅游经济现象所带来的社会反映，例如，旅游相关者的职业的变化、收入的增长、贫富差距的变化、传统和阶层的变化等。20世纪70年代，西方旅游人类学家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例如纳尔逊格雷本认为，旅游者作为一种强势文化的强势群体，对东道主弱势文化的弱势群体进行所谓的“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加上二者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其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障碍，而作为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地区的东道主，要么在文化自信方面进行自我重建，增强民族自豪感，要么在旅游外来文化大潮的冲击下，迷失方向，遭受本民族文化被同化的命运。 　　中国的旅游人类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很多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诸如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进而引起了我??人类学家的关注。潘盛之的《旅游民族学》（贵州出版社，1997）是我国第一部旅游人类学专著。1999年9月，由云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召开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举行，第一次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我国的旅游业进行研究，学者们讨论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传承的问题，还有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变迁、族群认同、全球化与地方性关系、文化表述及文化真实性、地方文化的再建、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等问题，涉及到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等领域。如果从时间和代表人物方面来讲，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主要有宗晓莲、张晓萍、彭兆荣、杨慧、赵红梅、孙九霞、左冰等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研究机构，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鉴国外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理论，研究对象多体现在对民族地区的旅游案例研究。例如，在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引进方面，张晓萍的《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宗晓莲的《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评述》、《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旅游业开发与文化变迁》以及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等著作，他们对国外的旅游人类学理论进行了评述和总结，指导着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在旅游人类学的具体案例研究方面，孙九霞和左冰最具有代表性，例如孙九霞的《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左冰的“旅游社区增权研究”。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及基本理论 　　纵观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影响和旅游对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