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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形式探究进一步推进 　　摘要：张金梅教授的《笔法与中国文论》是一部颇为厚重的学术著作。作者从该书题目到全书论述都以“中国文论”替代“中国古代文论”这一习惯用法，从而使该书对传统文论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意识。著作注重对中国文论“形式”的研究，对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是这部著作尤其值得称道者。研究“形式”而不止于“形式”是这部著作所展开的研究令人感觉深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都是此后“形式”研究者应该借鉴的。 关键词：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推进 张金梅教授将其著作《笔法与中国文论》惠赠与我已有多日，自己一直因忙于杂务而无暇仔细拜读，只能利用零散时间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选读了若干章节，其余部分则大多只是泛泛而读。因此，本文所谈之感想，只是就自己所读章节有感而发。 不过，就目前我所阅读的章节来看，已然可以深切感受到，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一部颇为厚重的学术成果。说其“厚重”，可以从两方面观之。其一从外形上看，此书确实既厚且重，全书洋洋洒洒近45万言，页码达到400有余，拿在手中沉甸甸，从其厚度不难理解到作者为此书付出了多大努力和多少心血。其二从内容上看，此书更能给人一种学术上的厚重感，正如曹顺庆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所说，其“在选题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在观点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视野开阔，涉及面甚广”，“体现出作者相当厚实的学术功底”。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说，我想读到这部书的人一定都会和曹先生有同感。从该书中的部分成果分别发表于《文学遗产》、《思想战线》、《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研究》、《江汉论坛》等重要期刊，以及获得第七届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的结果来看，上述评价显然并不为过。 不过，我读这部书时感触最深的却并不是该书的“厚重”特征，而是在“形式”这一关键词上。读《笔法与中国文论》一书之所以深受“形式”一词触动，原因有三： 其一是为这部书自身之形式所触动。该书很显然是一部典型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但作者从该书之题目到全书之论述都以“中国文论”这一概念替代“中国古代文论”这一习惯用法，从而使该书对传统文论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意识。此话怎讲？记得十年前胡晓明先生曾发表《中国文论的正名》一文倡导以“中国文论”之名取代“中国古代文论”一名，“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须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1]将“中国古代文论”正名为“中国文论”更多强调的是文论研究的当下性，而非仅将古代文论视为古董来考据与玩味，“中国文论”所替代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名称，它更多追寻的是中国文论主体性在当代的彰显。因此，胡晓明先生将这一趋向称为“去西方中心主义”[1]，这一趋向也正是近二十年以来一批古代文论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例如书籍有王运熙主编之《中国文论选》，期刊有张伯伟主编之《中国诗学》，会议有复旦大学的“中国文论”国际研讨会，文章则有陈伯海的《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等等，而西方学者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似乎为“正名”运动发出了来自境外的有力声援。这一“正名”运动所隐含的是一批学者在当代文论建设中对中国文论主体性的追求。 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也充满着“正名”意识，正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言，这是“一种自觉的学科发展意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潮流”。作者在这部书中所表现出的这种自觉意识使该书在研究传统文论的过程中充满着当下意识，从而使其研究具有了开阔的视野及其探索精神。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并不仅仅停留于对具体对象的分析与阐释，而是非常注重“《春秋》笔法”在中国阐释学、中国文论话语、中国文学批评以及中国文化心理等的特征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对当下文化建设可以发挥的作用。如作者在第六章便专门论述了“《春秋》笔法”对当代文学精神、新闻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建构可发挥的作用。在谈“《春秋》笔法”与新闻精神关系时作者指出：“无论从理论基础和报导策略还是从近代以来的报导理论与实践看，客观报导都与《春秋》笔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已经深深融入了《春秋》笔法而不自觉。因此我们当今的新闻报导应充分利用新闻文体靠客观事实说话而不直接表露作者立场和意见的基本特征，即用事实说话，继续秉承《春秋》笔法的传统，将其发扬光大。”[2]377在谈“《春秋》笔法”与人文精神时作者还指出，《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中国现当代政治斗争、广告策划、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渐演变为中国人的一种攻击方式、话语方式和心理欲求乃至生存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