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女”停播草根文化的脆弱与顽强.docVIP

“快女”停播草根文化的脆弱与顽强 　　从明年开始，那些湖南卫视的粉丝们再也不能从这家以娱乐节目著称的电视频道上看到《快乐女声》这类“超女快男”式的大众选秀节目了。就在这档创造收视奇观的王牌栏目遭遇“7年之痒”之时，各大电视台又掀起了一股以草根选秀或草根达人为主角的电视“达人秀”的热潮，如上海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天下达人秀》、河南卫视的《你最有才》等。 　　从“超女快男”这类帅男靓女，到那些其貌不扬的草根明星、草根达人，过去的将近10年里，“草根阶层的狂欢”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持续上演，经久不衰。究竟是什么在中国社会中，催生了这样一幕特殊的文化景观？ 　　 　　草根的意识形态价值 　　2005年前后，《超级女声》的大获成功，将“草根”一词变成了一种社会流行语，这种通过电视选秀来制造大众明???的方式，也改变了90年代以来依靠演艺公司、演艺学校来推广、打造明星偶像的路线。 　　同样是2005年，一名“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成为最著名的草根相声演员。相对于多依附于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等体制内演出机构的相声演员，郭德纲被认为是体制外、民间艺术、传统相声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草根王宝强以其相对固定化的形象（多演纯洁、善良、傻气的农民工或具有奇异并创造奇迹的普通士兵），“穿越”、整合或者适用于独立电影、中产阶层贺岁剧和红色题材影视剧等不同类型的剧种，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超级女声、草根达人主要依靠手机、网络、电视选秀节目等新媒体形式来“梦想成真”，郭德纲作为“民间”艺人、民营剧团的成功则与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变有关，而王宝强的意义则在于日渐成熟的主流文化依然内在地需要草根式的人物来建构完成。 　　在“草根”借助“超级女声”的媒体效应成为社会流行语之时，有一首网络歌曲《我是草根我怕谁》应时而出，这首歌在“你=成功者=权威=投资商=大人物”与“我=小人物=网虫=草根”的二元对照中，把草根界定为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叙述了“天天我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的奋斗成功的梦想，在这里，曾经被作为“背景、后台”的“名声”和“权力”如今“并不重要”了，因为“网络时代我和你平等PK”，并且“百姓才是真正的评委”。 　　这首歌准确地阐释了《超级女声》的示范效应，通过“平等PK”和“百姓”的短信投票，就可以成为“超级大明星”，“网络时代”被赋予了平等参与、机会均等的民主想象。更为有趣的是，在“你-我”的对比中，“我是草根”是一种彰显主体性的表述，“只要秀出自己就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草根延续了80年代个人、个人主义的文化想象，也成为“美国梦”最为生动的山寨版本。 　　在“个人”获得成功越来越艰难的时代（种种垄断性资源及社会体制的固化使得市场经济内部的机会平等越来越少），那些有幸成功的“草根”，最大限度地支撑着“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神话。不过，有趣的是，尽管博客、微博被认为是草根“出人头地”的舞台，但真正使这些新“玩意”具有轰动效应的依然是“名人博客”（如徐静蕾、韩寒等）、“名人微博”（如微博达人姚晨、宋丹丹等），那些作为草根对立面的“大牌”、“权威”、“大人物”可以凭借着固有的“象征资本”在新媒体中也占据耀眼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时代我和你平等PK”或许只是一种“又傻又天真”的美好愿望。 　　当然，还有更多比网友、手机拍客、短信参与者以及电视观众更为弱势、底层的草根，正是他们“扮演”着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幻想，让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个草根也能成功、成名的时代。正如王宝强在影视剧中所扮演的作为底层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士兵等弱势群体具有更为积极的文化功能，一方面如傻根、阿炳，充当着中产阶层所不具备的纯洁、善良的前现代品质，另一方面如许三多，是从笨小孩奋斗成功的故事。不仅仅如此，剧外的王宝强，从底层成长为大明星，是现实版的许三多。虽然王宝强式的成功至今“后继无人”，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复制的可能，但这并不影响网友分享许三多从底层到兵王的故事，这也正是草根故事的魅力所在。这样一个小人物、普通人、草根的“成功”演绎着比“没有奋斗的《奋斗》”更具有霸权效应的美国梦的故事。 　　 　　消费“底层” 　　2011年春晚舞台上一曲翻唱版本的《春天里》让两位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从两人的视频被传上网络，到参加央视的《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节目，短短几个月，他们就成为了最知名的草根明星。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在《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等电视栏目的推动下，涌现了一批身怀绝技、才艺的草根明星，如杨光、刘大成、朱之文、“鬼步女孩”周露、鸭脖子夫妇、甜菜大妈、“孔雀哥哥”、断臂钢琴家等。这些相貌平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依靠视频网站、电视选秀节目“一夜走红”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