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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一”与“和”“顺” 　　[摘要]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根据“和而不同”来理解和谐的，而“和而不同”的核心就在于不同、差异，而道家又侧重于讲“齐”、“一”，这似乎与不同、差异相矛盾，从而容易使人们对道家实现和谐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实际上，这种矛盾是一种字面上的矛盾，道家的“齐”、“一”是蕴含差并性于自身的，并且力图去雏护、保存这种差异性，使差异之物和谐相处。不过道家处理不同、实现和谐的方式与儒家的协调统一有所不同，主要强调顺应。 　　[关键词]道家　和谐　不同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081-05 　　当今时代，冲突与斗争充斥着世界的各个角落，和谐成了人们的一个重要向往。由于“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所以，人们试图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搭起一座从冲突走向和谐的桥梁。不过，本文并不准备对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或道家和谐思想进行整体性描述，而是通过与儒家和谐思想的比较，去揭示道家的和谐如何可能。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之所以提出“道家和谐如何可能”的问题，与人们对于和谐的普遍理解有关。中国人一讲到和谐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和而不同”。 　　“和”、“谐”这两个字在古代汉语当中有时意义相通，像《广韵》当中就说，“和，顺也，谐也”；而《尔雅?释诂》当中则说，“谐，和也”，后人干脆将二者合二为一，变成了“和谐”一词。这也就是说，古代汉语中的“和”与现代汉语的“和谐”意义相同，理解了“和”，也就理解了“和谐”。不过在古代，人们经常将“和”与“同”对立起来，通过“和”与“同”的比较来加深对“和”的理解。有关这方面的例证，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实际上，把“和”与“同”对立起来并非孔子的首创，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就已经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所谓“和”，是“以他平他”，因而是包含差别的相对统一；而“同”则是“以同裨同”，因而是有差别的绝对同一，二者之间的根本分界线在于是否包含差别于自身。史伯不仅比较了“和”与“同”内涵上的差异，而且还比较了它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不同影响:绝对同一阻碍了事物的生存发展，从而使世界难以为继；而“和”则能使世界生机活泼、蓬勃发展。通过比较，史伯实际上已经将“和”确定为世界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则，不过史伯说得比较概括。真正对“和”、“同”做出形象、清晰区分的当数晏婴。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有一次齐景公询问晏子，你觉得梁丘据对我可以算得上“和”吗？晏子回答说:梁丘据仅仅是“同”而远没有达到“和”的地步，因为对于君臣而言，大臣必须敢于犯上直谏，勇于提出与君主不同甚至是尖锐对立的意见和建议，惟其如此，才可以算得上臣与君“和”，而梁丘据与此截然相反，“君所谓可，据亦日可；君所谓否，据亦日否”，这显然是“同”而非“和”。为了生动形象地说明“和”与“同”之间的差别以及用和攘同的必要性，晏子以烹饪、音乐为例，“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和”就像熬制羹汤，要将不同的材料放在一起加以烹煮，让不同的材料之间相互发生作用，调和统一，从而制作出一道佳肴美味；而“同”不过是在水中加水而已，不会有什么质上的变化发生，也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事物产生。 　　正是通过史伯、晏子、孔子等思想家的不断概括、总结、提升，“和”也逐渐被确立为世界运行发展的根本原则、具体事物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和根据，像管子说，“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苟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淮南子说，“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说，“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与对“和”的高度推崇不同，与“和”相对立的“同”则被人们所抛弃，事物要生存发展、世界要和谐，那么人们就必须“和而不同”，“和而不同”被看成了实现世界和谐的前提条件。李泽厚在论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句话对“不同”之于和谐重要性的强调，本章“与‘君子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等章同义，即保持个体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才有社会和人际的和谐”。在现代中国，人们对于和谐的构想也主要是借助于传统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简而言之，“同”强调的是世界的一元性、相同性，而“和”所侧重的则是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和而不同”重视的是差异性、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并存、相互作用，而非事物的无差异性的绝对同一，即和谐的侧重点是在异而非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