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母亲信》中的另一个鲁迅.docVIP

《致母亲信》中的另一个鲁迅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肯定是排得上号的孝子。 　　鲁迅对母亲如此孝顺是有道理的。大家还记得《呐喊?自序》吗？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 K学堂了。” 　　这里不说这么多了。1919年底，鲁迅将母亲从绍兴接到了北京，与二弟三弟两家都住在一起。 　　到了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他人生中最后一站：上海。五天后，从共和旅店移入租好的景云里寓，同日即算作他与许广平的结婚日。 　　无论如何，47岁的鲁迅，在外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家庭，不论法律，从心理上说，鲁迅再去北京，就不是回家，而仅是探母。此后，鲁迅和母亲，主要以书信“相处”。 　　告状：周家兄弟不和或因经济纠纷 　　鲁迅去了上海，但是母亲鲁瑞与“大太太”朱安在北京的生活费用，基本是鲁迅在负担，因此北京方面，每年也会给鲁迅寄家用账，以作交待。鲁迅对此并不推托，但也不会毫无怨言，如1933年7月11日致母亲信中说：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现既特雇一人，专门伏待[侍]，就这样试试再看罢。 　　推想起来，鲁老太太病愈之后，需要调养滋补，用度自然大些，但还不至于让鲁迅过分为难。只是1932年11月鲁迅北上探病时，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某太太（朱安）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这足以让鲁迅对北京方面的欲望心存怀疑。他不会不相信母亲的爱，但对于朱安与八道湾的心态，我觉得鲁迅并不放心。 　　1933年11月，鲁迅在信里与母亲讨论绍兴修坟一事，这也是1919年离乡后鲁迅少有的提及故乡情事。鲁迅信中向母亲报告：“修坟已择定旧历九月廿八日动工，共需洋三十元，又有亩捐，约需洋二十元，大约连太爷之祭田在内，已由男汇去五十元，倘略有不足，俟细账开来后，当补寄，请勿念。” 　　一个月后，鲁迅又在信里说起此事：“心梅叔有信寄老三，云修坟已经动工，细账等完工后再寄。此项经费，已由男预先寄去五十元，大约已所差无几。”而这次鲁迅向母亲强调一点：“请大人不必再向八道湾提起，免得因为一点小事，或至于淘气也。”“再”字，说明此前鲁瑞向周作人家提过此事，在母亲看来，两兄弟关系虽不好，修祖坟却是大家的事，理应两家分担（周建人估计指望不上，两个女?貉Х焉行肼逞钢芗茫?。然而鲁迅宁愿独力承担，也不愿与周作人家掺合到一起，以此观之，当年的兄弟失和，绝对有经济因素在内。 　　1934年8月12日，鲁迅在致母亲信中报告周建人情况，又一次顺手给了八道湾一刺： 　　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里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价，每月只是贵起来，因此生活也颇窘的。不过这些事他决不肯对别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现只每星期六请他吃饭并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此外什么都不帮，因为横竖他去献给八道湾，何苦来呢？八道湾是永远填不满的。 　　周建人的“前妻”羽太芳子此时在八道湾与姐姐、姐夫住在一起，周建人每月还要付赡养费。所以周家家里这本经格外难念。1933年旧历年后，鲁迅曾收到母亲“所赠之泉”五十元（感觉像是压岁钱），也分给三弟二十元。 　　诉苦：你儿子在外面也不容易啊 　　鲁迅很少在致母亲信中“叹苦经”，但也有例外。 　　一次是1933年7月11日那封提到“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的信里，鲁迅描述了自己健康之外的景况：“男一切如常，但因平日多讲话，毫不客气，所以怀恨者颇多，现在不大走出外面去，只在寓里看看书，但也仍做文章，因为这是吃饭所必需，无法停止也，然而因此又会遇到危险，真是无法可想。” 　　1935年7月17日，鲁迅又在信中说起“男仍安好，但因颇忙，故亦难得工夫休息，此乃靠笔墨为生者必然之情形，亦无法可想”。习惯在致母亲信里报喜不报忧的鲁迅，难得地说起自己的劳累、危险与无奈，或因母亲从旁人口中、报纸上听得鲁迅生病或危险的传闻，甚至创作的产量，鲁迅在信中加以安慰，对照日记中的工作量与外人回忆，实在也是避重就轻之语。 　　另一次，则与朱安有关。那是1934年5月29日的信中，鲁迅提到16日的北京来信中，有“太太来信”，大意是朱安哥哥朱可铭的二儿子，在上海做事，“力不能堪，且多病”，朱安想将他“招至京寓”，据后世研究者言，这是朱安想收这位侄子当干儿子，来信问鲁迅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