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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于山水之间,寄情于乐音之上 　　20世纪80年代初，周煜国先生开始涉猎民族器乐创作，30余年笔耕不辍，加之长期担任民族管弦乐队指挥，使其与自身创作相得益彰。古筝与钢琴（管弦乐队）《云裳诉》、中阮协奏曲《山韵》、民族管弦乐《春晓》《舟山掠影》《滇乡风俗画四帧》等一批代表作曲家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成为演奏家和各地民族管弦乐团的保留曲目。2014年，周煜国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在文化部举办的“第十八届全国音乐作品（民乐）评奖”活动中荣获民族管弦乐组二等奖。笔者想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走入作曲家的音乐世界。 　　较之其它音乐体裁，本土性民族器乐创作长期处在交叉边缘地带，创作群体的交叉性和创作理念的边缘性成为民族器乐作品最为显著的特征。民族器乐创作群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演奏家群体和作曲家群体。演奏家群体的创作大多注重乐器自身表现性能，作品凸显音乐的地域性、风格性特征，但很难摆脱原始民间音乐语言的束缚，移植、改编的痕迹过重，缺少器乐化语言和现代性表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曲家群体的涉猎是民族器乐创作产生质变的关键所在。尤其在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领域，作曲家用西方作曲技法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技术性解构，并将其作为元素融汇于创作之中，使作品既具有隐喻性的民族风格，同时又兼具西方音乐范式的表达。尽管从音乐本体分析上，这类作品在结构、和声、复调上体现出规范性，然而本土音乐语言和乐器自身音色特性缺失，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类作品的可听性。如何寻找一条介于以上两者中间的路径，实属众望所归。然而这样的作曲家，既要熟悉民族管弦乐队各声部之间音色、音域、音量之间平衡和各乐器自身的表现力，也要同时兼具对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和西方作曲技法的驾驭能力。在周煜国的诸多作品中，均能体现出作曲家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考，对民间音乐的本质性认同，对西方技法的选择性借鉴，在笔者看来，他一直是走在这条中间道路上为数不多的作曲家之一。 　　访谈时间：2015年1月25日 　　访谈方式：网络通信、电话访谈 　　刘蓉（以下简称刘）：周老师，你好。你长期担任民族管弦乐团指挥，同时又能在民族器乐创作领域成果斐然、佳绩连传。去年，很高兴听到你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获的文化部奖项，很想听听你在这部作品创作时的一些感受。 　　周煜国（以下简称周）：《夏日骄阳》是2013受新加坡教育部艺术处的委约，为“青少年华乐艺术节”指定比赛曲目创作的。因为这样的创作背景，我借用了“夏日骄阳”来比拟青春少年的勃勃生机与纯真浪漫，表现出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以此表达对青少年未来发展和光辉明天的期许。考虑这首作品一方面是为青少年所写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另一方面是受海外（新加坡）华人团体的委约，要知道海外的华人对民族音乐的情感，实际是某种对传统的期许，更希望通过音乐达到寻根的内省认同。所以在创作上，我有意识将一部分具有代袁性的传统音乐作为原始素材。实际我的创作初衰很简单，只是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让中国的新生代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文化内涵、审美情趣有所体验，有所感悟。 　　刘：虽然你用了大量各地的传统音乐素材，但在听觉上却很有新意。这部作品的主题实际上是多地民间音乐的荟萃，其中的素材来源于：京剧西皮摇板、苏州弹词开篇、广东音乐《雨打芭蕉》《平湖秋月》的片段、陕西碗碗腔音调和河南豫剧风格片断。看似杂乱无章的素材，你如何做到在一部作品中形成对立统一的整体？ 　　周：你一定知道，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中有一种“拼贴”手法，它强调在同一作品中将不同风格的音乐素材进行并列、独立的技术性处理，形成对立统一关系.我借鉴了这种完全现代的创作技法，利用中国传统音乐板式变化、调式对比等手段，将不同地域且风格迥异的民间音乐素材进行了重构，使其形成统一。因此在听觉上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但又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移植、改编。这样的处理意在完整保留民间音乐原生态的基础上，凸现世界性的音乐语汇和现代性的音乐思维。 　　刘：从你一直以来的创作中，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你对民族器乐创作不同时期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并将个人长期积累转化为创作实践。从你的作品中总能感受你对民族器乐有一种独到的领悟和情感。你是从演奏转向指挥、创作，还记得最初是在什么时间开始创作的吗？ 　　周：1973年我在泾阳插队时，以全省视唱练耳第一名、二胡专业优秀生考上陕西省艺术学校（现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留在学院任教，从此走上了专业音乐之路。 　　严格意义上讲，我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1981年创作的扬琴与乐队《忆事曲》。当时，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汇报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本科毕业生在毕业时必须呈交一篇专业论文，或创作一至两首独奏（或合奏）器乐作品，这样的背景下，我与应届毕业的扬琴专业学生刘惠荣合作完成了此曲的创作，刘惠荣就是我现在的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