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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游人”考 　　[摘 要] 高句丽民族是汉唐时期活跃在东亚地区的一支重要民族，在其社会中存在一个特殊的“游人”群体，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包括狩猎业、畜牧业、渔猎业及采集业。“人”与“游人”共同承担国家的租税，两者缴纳租税的内容与数量不同，“人”每人每年纳谷五石、布五匹，“游人”十人每三年纳细布一匹。租税面向整个社会群体征收，根据土地多寡划分为三个等级。高句丽租税的制定充分结合了其自然环境，是因地制宜的体现，反映了高句丽人灵活的经济思想。通过对高句丽“游人”的解读对分析高句丽社会群体构成、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 高句丽；“游人”；租税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7）02-0094-06 　　[收稿日期] 2016-05-21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句丽史、渤海史研究”，项目编号：15@ZH00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项目编号：16JZDW005；东北师范大学重点培育项目，项目编号：15ZD009。 　　[作者简介] 1.王欣媛，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区域史；2.高福顺，男，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史。（长春 130024） 　　高句丽“游人”记载于中国正史的租税条目之中，关于“游人”群体的定位与解读，中国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是在探讨高句丽经济、社会等相关问题中有所旁涉。①而韩国学界从高句丽的社会经济、租税制度、土地制度等不同角度对“游人”给予了解读，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②综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于高句丽“游人”的探讨莫衷一是的原因就在于史料的语焉不详。因此，笔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读与思考，以期通过对高句丽“游人”的解读，对高句丽的社会群体、租税制度、经济形态以及社会文化等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游人”的史料解读 　　高句丽“游人”见载于《隋书?高丽传》及《北史?高丽传》，二者关于“游人”的记载虽有细微的差异，但大体相似： 　　“人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1]（1814） 　　“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2]（3116） 　　由上述史料可知，高句丽租税的征收对象分为“人”与“游人”两种群体，在高句丽社会中“游人”是何群体，翻阅文献中可查阅的“游人”例证，结合工具书中对“游”字的释义以及高句丽“游人”的特点，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其一，“游”有游览之意，“游人”有游览、游玩之人的例证。《旧唐书》有记载：“丙寅，寒食节，上御通化门以观游人，戊辰，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3]（577）《宋史》也有“游人”的记录：“七年正月，庚辰，江州放灯，黑云暴风忽作，游人相践，死者二十余。”[4]（1472）但依逻辑推理，国家不会对游玩之人单独制定征税标准。 　　其二，“游”为闲游之意，“游人”有游民、不事生产、到处游荡之人的例证。《后汉书?荀悦传》载道：“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财不买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5]（2059）《新唐书?韩琬传》记载：“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B，遂为游人。”[6]（4166）上述史籍中的“游人”为脱离农业生产的贫困之人。基于这一含义，韩国学者白南芸最早提出“游人”即为“贫穷的失业者”，后许多学者如姜晋哲、李址麟、姜仁淑及卢泰敦等都主张“游人”是“贫穷者”或“不参加生产的贫穷人”。 　　关于高句丽“游人”是否为贫民，要从其政权对贫民的政策来看，古代社会贫民往往出现在灾害饥荒年。当灾害发生时，政府往往赈济灾民，《三国史记》中记载，高句丽慕本王二年，“陨霜雨雹……发使赈恤国内饥民。”[7]（188）大祖大王五十六年，“大旱、至夏赤地。民饥，王发使赈恤。”[8]（192）平原王“下令减不急之事，发使郡邑劝农桑。”[9]（241）上述为高句丽政权对贫民的主要对策，一是发仓赈济，帮其渡过难关；二是劝课农桑，使其回归生产。同样在《三国史记》记载了百济武宁王十年“驱内外游食者归农”[10]（341），新罗照知麻立干十一年“驱游食百姓归农”[11]（45）。由此看来，国家对于贫民不是置之不理，而是采取各类劝农、归农的政策，不可能纵容其不劳动少交纳租税。另一方面，高句丽政权刑法严酷，“谋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热，然后斩首，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贼。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12]（885）其对于贫穷不能还公债之人，未采取怀柔政策，亦一视同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