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意外收获.docVIP

梁启超的意外收获 　　1907年，梁启超面临毕生事业的转折点。在华夏文化的传统中，“论政”和“从政”的边界极其模糊。在“清议”事业中出人头地的名士，往往难以抗拒染指于鼎的诱惑。过河卒子的道路有进无退，外表的光鲜未必足以抵偿如履薄冰的艰险。这些道理，士大夫全都明白。然而，真能悬崖勒马的人少而又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的古老魔咒像一段潜伏基因，接到诱导信号就会自动表达。 　　政闻社成立以前，梁启超主要是报人和专栏作家。政闻社成立以后，梁启超主要是政治领袖。这种转型并不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时的初衷，而是时势的演变所致。他最初以为思想播种需要漫长的时间，也许会比他的一生还长。他没有预料到，思想的分歧如此迅速地转变为政治生态位的争夺。《民报》变成了同盟会。《新民丛报》变成了政闻社。 　　如果你在微妙的机会窗口优柔寡断，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失去未来。今后只有极少数集邮爱好者，才会在历史的脚注里找到你。1907年的梁启超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了，因为带枪投靠的粉丝都已经具备开宗立派的潜力。有张君劢这样的人捧场，有张继这样的人砸场。万车联轨，不能容一轮之独退。 　　蒋介石在野时习惯于任性地拒绝最忠诚的朋友，在朝时却必须安抚最反复无常的叛徒，有义务拿出粮饷来供养潜在追随者，以免他们投靠其他领袖。 　　梁启超对待慕名而来的粉丝，其实无异于蒋介石对待各路军阀，有义务为潜在追随者指点迷津，以免他们接受《民报》的指引。从此以后，他不再是清醒的旁观者。种子的竞争表面上不会流血，其实淘汰率比战场高得多。真正流血的战争爆发时，其实最残酷的斗争已经结束。最后出场的选手早已经过千锤百炼，对什么都不会感到激动了。 　　著名粉丝林献堂在奈良的旅社拜见粱任公的时候，后者正在筹备这次事关重大的转型。梁启超很快就明白，这位客人不是来“到此一游”的。台湾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足以培养出自己的精英。这批精英正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为养育他们的社会寻找出路。这样的敏感时期是历史不可多得的恩典，极小的扰动都会给未来留下印记。错过敏感时期，处心积虑的灌输都会像轻风一样掠过成熟的硬壳。 　　这时，英国自由党和爱尔兰自治派的联盟正在酝酿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案》。即将成立的政闻社正在联络肃亲王和各省士绅，准备发动全国性的请愿活动，要求朝廷尽快召开国会。他建议台湾士绅采取类似的策略，厚结日本政要，牵制台湾总督府。林献堂及其同侪对他的建议相当满意，直到段祺瑞时代还在资助梁启超及其政党。 　　议会设置运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种子对土壤的实验。请愿作为一种手段，表达了当事人对法统的信任。自治作为一种路径，表达了当事人对社会的信心。然而，信任的态度和信任的对象完全是两回事。法统和社会能不能承担这种信任，尚需历史的检验。 　　政闻社在成立的当天，就遭到张继率领的同盟会健儿袭击。张继高呼“马鹿”，挥舞手杖。梁启超带头走避，余众落荒而逃。进京请愿的代表遭到朝廷立案缉拿的威胁，在肃亲王的保护下匿名逃走。 　　万事有什么开头，就会有什么结局。大清帝国和社会都不够强健，而且社会的脆弱性尤甚于法统的脆弱性。立宪派既怕朝廷，又怕革命党。朝廷只怕革命党，不怕立宪派。革命党只忌惮朝廷，不忌惮立宪派。命运的判决已经写好了，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在庚子之役和日俄战争中表现的侠义精神给汉文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亚各民族相互提携的幻想一度深入人心。不仅孙文及其党羽忠于日本超过理论上的本国，大清和台湾的立宪派士绅同样对立宪优等生怀有敬慕之情。日本国内的开明人士觉得，这种感情值得利用。未来的日本和亚洲大陆的关系，也许会像英国和海外英语国家一样和谐。 　　这种梦想催生了著名的西原计划，结果引发了适得其反的飞去来器效应。“菊分根”是日本智库怪才西原龟三的锦囊妙计。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通过分根移植。依据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国内的基本建设完成后，过剩资本没有出路，就会流向缺少基建设施的海外。整个过程就像菊花通过分根而繁殖。他在明洽四十三年提出这个概念，向后来的财政大臣胜田主计推销。不过当时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的基础建设尚未完竣，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仍然处在稀缺状态，胜田在政界的地位也不高，因此计划仅仅是计划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起飞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资本充盈，利率低落。粗放式建设走到尽头，无以为继。下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变成了日本国民和政治家关注的热点，于是“菊分根”骤然火爆起来。 　　西原如果仅仅讨论资本输出，大概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关键在于：“菊分根”计划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策略，背后有一系列深远的历史哲学和战略布局。西原本人就是战国纵横家一流人物。他早年参加“对俄同志会”，表现出强烈的泛亚洲主义倾向。 　　这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