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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融合亟待破解三大障碍 　　京津冀融合下的北京何去何从 评述由头：从今年两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京津冀一体化”就成为了各方的热议话题。 随后，河北出台新型城镇化有关政策，提出发挥保定和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区生态建设的服务作用，进一步强化石家庄、唐山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两翼辐射带动功能。与此同时，京津两地积极推动“双城”交通一体化，高铁、地铁、公交“一卡通”已经提上日程。这一系列举措，让人们感受到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前行步伐。 然而，“一亩三分地”的思想障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行政壁垒、“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利益羁绊犹存，这难免让人们对京津冀“抱团发展”之路充满疑虑。 京津冀协作与区域融合的时机来了 京津冀合作命题由来已久。当下，首都经济圈主要是指京津以及其周边的河北省各中心城市组成的城市圈，即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保定、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8个城市，简称“2+8城市体系”。伴随这一地区经济实力增强与基础设施完善，逐步扩大到整个河北省，乃至环渤海其它城市，“京津冀”地区实际上是环渤海及北方城市带的核心。 京津冀经济协作或首都经济圈协调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入中后期的一个标志，是中心城市由点状聚集向网络分散过渡的表现。但在利益攸关方缺乏互补共赢诉求情况下，京津冀深度协作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京津两市一支独秀，对周边的河北省各城市拉动较小，与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缺乏完备的城市体系，缺少影响较大的二线城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和实力较强的三线城市（地级中心城市），各城市之间功能互补性不强，协调性较差，竞争大于合作。这不但制约京津冀区域发展，也影响环渤海及北方城市带整体发展。 新世纪初，随着北京申奥成功，以及北京沙尘暴问题凸显，“京津冀（北）空间发展规划”完成与建议实施，从区域视角谋划“大北京”发展与京津冀协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首钢迁往唐山为起点，拉开了首都与周边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序幕。北京CBD的崛起，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以及唐山曹妃甸工业园区的建设，促使首都经济圈基本框架形成。一批中央企事业单位落户燕郊、涿州、唐山，北京中小企业迁驻固安和永清，京津高铁开通，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逐步确立，首都新机场定建南城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得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有了一定实质性进展。 近10多年来，北京作为首都的独特魅力以及产业层次多样化，使得外来人口大量涌入，15年间净增人口900多万，年均增加60多万，促使房地产投资与租赁业快速发展，房价虚高攀升。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小汽车步入家庭，交通拥堵日趋严重。区域重化工业污染、市内汽车污染、工业污染交织在一起，环境质量急剧下降，“沙尘暴暂趋示弱，雾霾又笼罩京城”。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一系列大都市病爆发出来，使得全社会都在担忧北京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甚至再次热议“迁都”问题。可以说，解决北京交通拥堵、房价畸高、环境污染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治理“大都市病”的范畴，也远远超出了北京市本身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京津冀合作问题再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特别是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经济协作提出了明确指示。李克强总理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这从中央最高决策层发出的声音无疑表明了问题到了最为紧迫的程度。民心所向、万众归一，应该说根治问题的时间到了，京津冀协作与区域融合的时机来了。 亟待厘清的三大认识障碍 然而，行动的协调来源于客观需要与认识上的统一。目前客观需要毋庸置疑，但京津冀合作面临三大认识障碍，亟待厘清。 问题一：财政收入求解。按照当前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北京将要把一部分经济功能逐渐剥离出去。那么，剥离后的北京财政收入将如何保证？一旦财政收入减少，很可能会影响民生支出，影响百姓福利。问题二：离京难度求解。按照有关规划，在保定建立政治副中心，北京将要把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央企搬离，这无疑是一个大工程。很多求学者都把北京当做梦想中的求学城市，一旦搬离北京，大学的文化底蕴如何求存？问题三：能否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京津冀一体化的初衷是破解北京当前拥堵、污染等问题。但早两年北京内城的疏导，却是疏了又拥入，反复如此。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能否真正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但要想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这些难题无疑都需一一破解。 温故而知新。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人口激增年份有三个节点：一是1994年-1995年，主要受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通货膨胀影响，人口流动加速，来京人口趋于增长；二是1999年-2000年，主要受住宅商品化与北京大规模城市建设影响，外地进京购房人口增加；三是2006年以来，常住人口呈逐年大幅增加趋势，由1600万急剧增加到2100万，年均增加70多万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