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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归化与异化翻译角度看林纾、严复与鲁迅翻译 　　摘 要 林纾、严复和鲁迅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为他们的时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们的翻译方法也带来了极大的争议。本文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分析这三位翻译家翻译的背景、原因、联系与区别，可以指导当下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 归化翻译 异化翻译 一、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翻译理论的探讨 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来源于直译和意译，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也提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这就是说，直译和意译比较偏重“形式”上的自由与不自由，而归化和异化关注更多的则是有关文化的问题，及是否要保持原作洋味儿的问题。 归化/异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异化），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归化）。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本民族的方式，用流畅地道的目标语去表现外来的作品，以源语或原文作者文化为归宿，译者在这类翻译中称之为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化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异化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应保留原文中的语言方式，输入新的表达法，并以目的语或译文作者文化为归宿。钱钟书相应的称这两种情形叫“汉化”与“欧化”。与直译和意译相比，归化和异化似乎可以更准确的描述翻译实践。例如我们无法解释将“苹果”翻译成“apple”是直译还是意译，但可以将其归为归化翻译。再如“competitive products”一词，可译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如果译为“拳头产品”就更为传神，并且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纳，称为归化。 西方在讨论归化和异化时，经常将他们对立起来，其实这两种翻译策略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各有其优点和不足，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不能只遵循一种原则或一种策略，应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如原作文本类型、译者的语言水平、译作读者水平、译语文化的强弱等，并结合翻译功能和目的，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以辩证统一的眼光对待他们，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二、林纾与严复归化翻译的风格 近代中国社会，中西文化交流已达到一个新的层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少仁人志士希望通过引介西方作品打开久锁的国门，让新鲜的空气透进来。林纾和严复就是两位翻译界最著名的代表。 林纾，生于1852年，福建闽候人，字琴南，号畏庐，又号冷红生，晚年又自号践卓翁等，可见他对自身成就的肯定，其主要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吟边燕语》，《块肉余生述》等。林纾不懂外语，其翻译工作都是通过别人的口译，与之合作完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林纾的翻译更注重的是内容的传播和译本文字的通畅生动，更不可能表现出异化的语言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说，林纾的翻译实际上是二次创作，有些改变性质。因此他的翻译社会受众面更大，传播更广，影响更深刻。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林纾生活在清朝政府腐败、列强瓜分中国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他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能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吾谓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有译书。”为了能使其翻译作品起到救国作用，林纾不自觉的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式。他的译本中存在所谓的“漏译、误译、删改”，对于这一点，译界最初是贬斥之声多于褒奖之言，1924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提到林纾的翻译时，曾有委婉的批评：“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定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林语堂的批评则更为严厉，他的观点是，“林译的讹决不能完全怪助手，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20世纪末，这种观点出现转向，那时的学术界更注重从多元文化及翻译策略方面研究和评价林译小说。事实上，细细比较原著与林纾的译本，我们便发现，他并不是被动的笔译者，而是积极的参与了理解原文的活动。在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林纾赋予了原文新的生命意义，使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