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从维熙、张贤亮为例解读大墙文学.doc

以从维熙、张贤亮为例解读大墙文学 　　摘 要：从维熙、张贤亮为代表的作家以监狱、劳改农场等环境为切入点，真实再现了极左风暴知识分子、共产党人身心的摧残。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不仅对恶劣的政治环境进行声讨，也从人性角度剖析了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 关键词：从维熙；张贤亮；大墙文学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创作倾向，从维熙、张贤亮两位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理念开创了“大墙文学”这一特殊题材。从维熙与张贤亮都曾被划为右派，有过劳改、管制的经历，正是有着这样坎坷的人生，作家们将劳改、监狱、农场生活真实再现，揭示出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的错误造成了是非混淆、忠而被谤的悲剧，大量知识分子无故受害。但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怀着对党的坚贞信念、九死不悔的崇高理想依然坚持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 一、历史的反思 大墙文学这一小说领域除从维熙、张贤亮两位作家外，几乎没有其他创作者涉及，题材类型上看也是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产物，这些作家们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无疑是文革时代真实的见证。从维熙通过监狱这个“角落”写出了一大批忠诚的革命战士、正直的知识分子因错误的政治风暴被关押，枉作楚囚，再现了当时动乱的历史，然而这些不幸被“埋入粪土”的金子们在黑暗中依然散发着动人的光彩，照亮了社会的一隅。《死亡游戏》讲述了三个敲钟人不仅面对饥饿的威胁，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不堪重负的他们最终选择自尽完成人生。 苦难促成了悲剧的产生，毫无疑问，三个敲钟人以宝贵的生命为人们敲响了警示之钟； 苦难的另一重含义还在于它激起了人们内心对美好未来的热望，在《远去的白帆》中作者以天鹅形象来影射知识分子：“只有把它俩关在笼子里一些日子，让它们感到囚笼狭窄，才会使它们向往在蓝天飞翔的快乐，产生挣脱牢笼飞上蓝天的欲望！”[1]。可见从维熙对苦难的理解并非只有绝望，而是从恶劣的社会环境中迸发出积极昂扬的斗志。在他的多数小说里，总会出现卑琐、丑陋与高尚、纯净两种不同色彩的灵魂，二者的鲜明对峙彰显了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无论双方输赢如何，结尾总会展现一个光明的前景。《大墙下的红玉兰》是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一篇。正面人物代表葛翎是一位受到诬陷的劳改局处长，反面人物代表马玉麟则是地主后代，因不同缘由关进同一监狱。马玉麟为报家仇而处处针对葛翎，设计毒害，承受巨大压力的葛翎依旧坚守正义、顽强抗争，矛盾最终伴随着葛翎的牺牲而终结，至此，双方人性的内涵展露于世人眼前。同时，葛翎的冤死并非只是一声叹息的价值，其背后的意义正预示着祖国的黎明即将到来。从人物的设定来看，“二元对立”的模式使角色本身呈现出单一化倾向，非正即反的性格划分延续了十七年文学中某些角色设定的风格。对于这点，从维熙在之后的作品中力图增添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避免角色的扁平化。《风泪眼》一文更是将知识分子的软弱、犹豫、逆来顺受与普通农村女性的坚韧、自信、知恩图报进行鲜明对比，凸显了知识分子在农民朴素精神感召下的自我反省。右派知识分子索泓一的劳改生涯经历了一次次被缉拿，又一次次逃亡，在不幸的人生中，作者安排了俊姑娘李翠翠的出现，这个泼辣又带点野性的女子不仅在物质上给予索泓一帮助，更是在精神上助其一臂之力，甚至鼓励索泓一逃离农场去寻求自由的生活，即便如此，索泓一依然难以跨越内心的障碍不敢前行，还幻想着政策的改变。在诉说苦难的同时，从维熙并未推卸知识分子自身的责任，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还原知识分子阶层的性格本身。从维熙“大墙文学”的作品大多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中不可避免流露出些许主观抒情色彩，但作为“文革”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文学环境而言，以作家自己的情感影响读者，是一个作家社会良知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文学肩负的重任。 二、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的正气歌 原本受人尊敬的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在左倾政治风暴来袭的一夜之间被当做反动力量进行批判，他们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昌盛而倾尽心血，但此时的他们却成了受难者的典型代表，《大墙下的红玉兰》中葛翎、路威，《第十个弹孔》中鲁泓，《远去的白帆》中叶涛、张铁矛，《灵与肉》中许灵均，《绿化树》中章永?等。作者毫不避讳描写受难者们所承受的肉体折磨与精神酷刑，正视他们求生的渴望、死亡威胁，折射出国家与民族的痛苦与悲哀。许灵均在劳改农场备受歧视，内心痛楚无处诉说，只能抱着瘦骨嶙峋的马头在马槽里失声痛哭，可见其身心受到摧残的程度何等之深；囚牢中的葛翎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与考验，成为新中国公安战线上一名尖兵，但这位受人尊敬的英雄却投入了共产党的监狱，成了专政对象，受尽折磨。就在这片限制自由的禁地中，始终未曾泯灭的政治信念与道德情操在恶劣的环境中得到强化，成为黑暗世界中一线光明，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贞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