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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中介语变异因素研究和探究 　　【摘 要】语言变异不仅存在母语中，而且存在于二语习得中，本文针对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时产生变异的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根据不同的理论模式对中介语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论述，主要从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讨论学习者中介语变异的影响。通过分析影响学习者中介语变异的因素，对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语言内因素 语言外因素 变异研究模式 一、引言 中介语变异的研究已经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炙热的话题。当然，中国大学生学习英语时也会产生变异。比如，我让学生把这句话“写完作业后，我们就回家了”翻译成英语。他们经常翻译成 “Our homework having been finished， we went home.”事实上，正确地应翻译成“Our homework finished， we went home.”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变异。即第二语言习得者在试图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其语言能力往往会随着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呈现出系统的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 “中介语变异”。有关中介语变异的观点也越来越多样化，中介语发生变异的因素各式各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专家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介语的变异现象进行探索和分析。比如，Ellis曾将中介语可变性分为系统可变性和非系统可变性，但不少学者却指出那些表面看来十分自由的变异现象也可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只不过目前我们的资料不够齐全或者研究方法不恰当而已。笔者十分赞同这一的观点，本文也主要从系统变异探讨中介语变异。 二、研究变异的理论框架 中介语发生变异的因素各式各样，今年来，语言学家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第一个角度是被语言学家们称作的“乔姆斯基式传统”，如white（1989）和Gregg（1989）。这一流派采用Taron的观点。即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是“同质的能力”。也就是说，变异被看做语言表现的特征，而不是学习者潜在的知识系统。换言之：为了研究语言，有必要把学习者们的表现而不是把学习者们所知道的潜在的知识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变异的难题要通过区分“能力”和“表现”，通过建立语言能力的描述和解释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 第二个角度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学习者语言的可变性与系统性之间的矛盾。它的目的是通过联系社会环境来研究语言。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中介语的研究者们旨在描述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及社会语言能力，显然，两者之间是相关的。因此，学习者所知道的是第二语言系统的知识及如何把它们应用于实际的日常交流中。研究者们不是凭他们的主观直觉，而是用能反映真实语言应用的数据来证明这点。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只要能够证明：语言的应用既是可变的又是系统的，那么变异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第三个角度是心理语言学角度。心理语言学家主张从学习者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应用其语言知识的角度来解释变异。例如Eliss（1987）和Crookes（1987）发现，如果学习者的语言经过事先准备的，那么就是系统和规范的。否则就是变异性的了。因此，语言学角度忽视变异的存在。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角度则试图去描述和解释它。为了进一步探索有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因素导致的学习者语言变异的原因，作者将在下面两小节做进一步分析。 由于研究者依据的理论模式不同，变异研究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侧重方面：（1）拉博夫范式，（2）动态范式，（3）社会心理学模式，（4）心理语言学模式等。 中介语变异受多种因素制约，本文旨在从语言内和语言外两个因素分析影响中介语变异的因素，并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中介语变异研究理论模式和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启示。 三、影响中介语变异的两个主要因素 语言内因素主要包括语言环境、语言功能和语言转移。语言外因素主要包括心理因素（比如对语言形式的注意程度）、场景因素（语体、任务、说话对象等）、学习者个体特征（比如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种族等）。这里我仅从两个主要因素里选几个因素来解释。 1. 语言内因素 （1）语言环境 虽然没有一个中介语变异的理论完全基于语言语境这个因素，但是也有理论说明这一点，比如拉波夫范式和“形式-功能”模式都认为语言语境对中介语形式的变异有影响。有些变异的发生取决于语言形式相邻近的语音、词法或句法特征。有些语言环境似乎有正面效应，与目标变异的数量高度相关。有些语言环境似乎有负面效应，与非目标变异的数量相关[1]。最早研究语言语境影响中介语变异的实验是由 Dickerson提出的，他 在 1974 年对十个日语学习者进行研究，设计了三项任务去检测学习者的英语熟练程度：自由发言、对话的阅读和单词表的阅读。结果发现，变量的准确性与语言语境有着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