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风 最重要是生活而不是电影.docVIP

杜可风 最重要是生活而不是电影 　　18岁那年，杜可风从家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登上了一艘挪威商船，开始了他三年的环游世界生活。他在印度当过钻井工人、在以色列放过牛当牛仔，在中国台湾当过医生，虽然只是用糖水冒充补药唬人。这段如凡尔纳小说般的生活，为后来的摄影师杜可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他有一次提到，一般导演在拍有月亮的夜景时，总喜欢处理成蓝光，他却独独喜欢用绿光，因为，在太平洋上航行的那些日子，他在海上看到的月光就是绿色的。他去洛杉矶或者伦敦，又会发现月光在城市人工照明的映衬下，呈现出的是橘红色。看到的越多，杜可风对光对颜色就越有异于常人的理解，后来，独特的色彩运用成为杜可风的摄影风格标签，这一点很像阿莫多瓦电影中的色彩，对普通人来说可能过于丰富，但那正是阿莫多瓦西班牙生活风情的真实写照。 1970年代末，杜可风的流浪终于在台湾暂时画上句号，水手生活养成的习惯让他在夜幕降临后喜欢去泡泡酒吧，而这次他去的酒吧，里面有着很多将来会成为著名艺术家的人，其中就包括杨德昌和赖声川。渐渐地，杜可风也成了其中的一员。1978年，他参与创建了兰陵剧坊，这个在两年后正式成立的剧团，是台湾第一个业余实验剧团，此外，杜可风还参与了一些电视剧的制作，他当时已经算是现代台湾影视表演文化先锋中的一员了。后来杨德昌想拍一部长片，他想到了那个总以“外国人”角度观察世界的朋友杜可风，而在这一点上，杜可风和杨德昌确有共通之处，因为杨德昌也是以英语思维观察台湾本土的生活，就这样，杜可风成了杨德昌处女作长片《海滩的一天》的摄影指导，并在亚太电影节上摘得了最佳摄影奖。 这种“局外人”的视角，杜可风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让它留在自己的感觉中，即便后来他变成一个“得了皮肤病的中国人”之后依然如此，《伯爵夫人》在上海拍摄时，杜可风便故意给自己创造一种“天真的，长不大的”状态，“为了有一种更新鲜的眼光”。 电影改变了杜可风，杜可风也为香港电影带来了改变。在香港电影圈最先注意到杜可风的是美术指导张叔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王家卫拍《旺角卡门》时，他便鼓动王家卫找杜可风来做摄影执导，因为档期关系未成，不过，杜可风找时间看了《旺角卡门》，他挺喜欢，尤其觉得摄影很有新意，但他却听说王家卫对这部电影不怎么满意，就好奇如果连这么好的作品都不满意，那什么才是他心中的佳作，所以，等王家卫导演《阿飞正传》找到他时，他便一口答应了。 合作也让杜可风找到了他疑问的答案，王家卫对电影艺术有自己的标准而且执着，他很害怕王家卫在片场问他：“这就是你最好的水平吗？”“你想不到别的点子了吗？”，但他也很喜欢这些问题，因为正是这种施压激发他不断超越自我，也让“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成了杜可风的口头禅。 杜可风跟王家卫搭档几十年，孕育出了9部作品，互相成就了彼此。 在香港拍戏，尤其是室外戏，环境并不能总是为电影服务，在整个拍戏过程中，突发的，意想不到的情况总会发生，杜可风最初做摄影，基本是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地方，就要开始拍了，他必须当机立断，根据现场环境情况，用他的方式，对接现场和导演的想法，这使得杜可风很快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兴与快。摄影机在他手中，仿佛获得了一种可以恣意舞蹈的自由，他也养成了亲自上阵，拿着手持设备一路拍下来的习惯。 杜可风和王家卫携手制造出的影像不但被同行学习，广告圈也争相模仿，他们又开始寻求改变，拍《春光乍泄》时，他们“逃”到了地球上他们可以去的最远的地方阿根廷，远离了自己习惯，让自己觉得舒服的地方，来到地球另一端，杜可风仿佛重新回到年轻时游历世界的心境中来，他带着摄影机拍摄沿途风景，摄影机此时成了他的眼睛，这些风景由此也染上了浓郁的异乡客的情绪，并成就了《春光乍泄》的孤独气质。 2002年，后来历史证明这是华语片的大片元年，杜可风成为张艺谋《英雄》的掌镜人，虽然之前也参与过好莱坞制作，但从兴趣上来说，杜可风并不喜欢这种过于工业化，从而使电影缺乏个性的制作，但张艺谋独特的美学世界仍给杜可风带来新的挑战，张艺谋的色彩运用追求浓烈鲜明，与杜可风的轻灵并不同路，而且张艺谋对中国红有着一种执念，而这正是杜可风跟王家卫合作时最不喜欢的颜色。在与张艺谋的“斗争”中，杜可风找到了创新的办法，既满足了张艺谋对红色的要求，也满足了他制造出一种不同于亚洲人日常所见的红色，他把《英雄》剧组常用的富士胶片换成了柯达，这样拍出的红色饱和度会非常高。这使《英雄》最后呈现出的视觉色彩效果为张艺谋带来新的声誉。 作为摄影师，杜可风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执着的性格，让他像王家卫式的作者电影导演一样，拍出了打下强烈自我风格烙印的电影，但这也使他与另一些个人风格强烈的导演产生“冲突”，而特点鲜明并坚持自我，也使杜可风的创作“戏路”受到限制。但像这位曾环游世界的摄影师所说的，我们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