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选择与解读史料在中国音乐史探究中重要性.docVIP

正确选择与解读史料在中国音乐史探究中重要性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由季羡林先生任总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外交流史》丛书，该丛书共八册，①分由不同专业的学者执笔。其中《中外音乐交流史》一书由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先生编著。冯先生以“交流”为线索，以“中外音乐”为具体内容，逐层展示了中国与外国的音乐交流事件与过程。 文化交流对人类有何功用？季羡林先生在丛书序中讲：“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分属于不同学派的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等相关问题时，提出了文化传播论：即少数优秀民族创造文化，其它民族通过传播接受。这一理论是德国文化圈派、英国传播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的一致意见，虽嫌极端，但也从侧面说明：交流、传播确是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不同国别、不同学派研究不同对象后所得的共同认知。“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③季先生会设“音乐交流”为专题，单独以专书出版，就是意识到“音乐交流”在人类社会中有存在，并承载了重要功能。 然而，自1922年叶伯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乐史专题《中国音乐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现了一部以中外音乐交流为视角写作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这就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六十多年间，学者们采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音乐史的发生、发展，但以“交流”为题眼来研究中国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第一部著作确为《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分五编，共十三章，下设三十九节。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一）先秦时期；（二）秦汉时期；（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四）宋元时期；（五）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则依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是：音乐交流之谜，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这种结构可谓“纵横交错”，长时段中又排布了该时段的横向发展；横向布局时，先以历史分期总设不同阶段，再配以“端绪”、“开篇”等词展示发展脉络。真可谓“独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节的每一节都是对中外音乐交流史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押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吗？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先设问，后自答，便于读者理解。此外该书还附有图片目录，以及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书名、曲名、文化音乐术语的索引，使得该书又具有中国音乐辞典的性质。 《中外音乐交流史》还有诸多优点值得借鉴，而给予笔者的最大收获是冯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夸张地说，这种收获可用“震撼”来形容。在书中，冯先生敢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收集相关史料分析、论证，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这使笔者充分意识到慎重选择史料、分析研读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史料，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前人研究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选择史料时不够慎重、分析史料时不够严谨所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书中许多名词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参考古代音乐文献撰写史学论著时，必须进行史料分析。一旦对古籍中的名词做出错误解释，据此构建的“史实”就成了空中楼阁。试举《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几例为证，浅析笔者由“震撼”带来的读后感。 《中外音乐史》第一章第一节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④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伦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后世的史书又记作吐胡罗，或吐火罗，这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⑤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