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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圈人口社会空间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进程等等，都带来了人口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不仅表现在居住空间的分异，更表现在职业、公共资源分享等众多方面的社会差异，对社会公平、经济效率等产生深刻的影响，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突出问题，对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利用因子生态分析和空间分析结合的计算机统计分析技术，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对城市圈内部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寻找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分异以及影响的程度。研究发现：从人口分异的类别来看，武汉城市圈产生了社会空间的分异，按照六普数据分析可以分为三大类社会区，而根据五普数据分析可以进一步分为五大类社会区从人口分异的程度来看，武汉城市圈的社会空间分异虽不严重，但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特征，其中武汉市为第一级，黄石、鄂州2市为第二级，其余市为第三级。在影响因素中又尤以职业构成和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异作用最大。 关键词 社会空间分异；武汉城市圈；人口普查 中图分类号 C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28-09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效用、收入、财富成为人们眼中的重中之重，然而实际上，不管是产业发展还是城市、城市群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发展、人需求的满足、自由的实现。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将“自由”定义为“在实质意义上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因此，本研究认为，城市群要实现协调发展，也就是实现城市群内所有居民的价值、扩展城市圈内所有居民的实质自由。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进程等等，都带来了人口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不仅表现在居住空间的分异，更表现在职业、公共资源分享等众多方面的社会差异。这种社会空间的分异虽然促成了相同生活方式人员的交流、信息可达性和内部人群的相互理解，但也造成阶层的隔离、信息的分离、心理落差乃至社会疾病的集中传染蔓延等（李志刚等，2004）。在当今对城市群的研究更多倾向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产业空间的重构、分工的深化等效率的问题时，本研究关注的是城市圈内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以及近郊区与远郊区之间的公平问题，希望通过对人口社会分异的空间表现的研究对促进整个城市圈各阶层、各行业人口的和谐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本文研究内容包括两部分：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和分布、分异产生的影响因素。 1 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分析 对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陆大道在1998年将社会空间结构定义为，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形态。从社会分工所引起的各社会群体在一定地域内的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模式对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和度量被称为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包括人口密度、人口重心以及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差异等。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反映了一定地域范围内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配置关系以及差别发展的复杂程度（刘德钦等，2007）。因此对人口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部分要通过计量分析，以期了解武汉城市圈内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采用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选取了年龄构成、人口流动性、外来地构成、教育程度构成、职业构成、行业构成和人口密度等七大类二十几个指标变量，与各个城市构成原始数据矩阵。由于指标体系庞杂，因此需要先利用因子分析将指标体系简化，并就武汉城市圈子在两次人口普查中各主因子（对社会空间结构起主要作用的因子）进行比较。而后通过聚类分析，计算各城市在主因子上的得分即社会空间结构的状况，从而找到各城市间差异，即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程度。 1.1 因子分析的两次人口普查比较 （1）第六次人口普查：在抽取方法中选择主因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按照特征值（Eigenvalues）大于1进行抽取，采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经反复试验，结果显示旋转后的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了98.33%，因子层次结构比较清晰，结果较为理想（见表1）。 从表1给出的各主因子载荷矩阵，结合其反映的变量特征发现：农、林、牧、渔水利产业人员在主因子1载荷系数为-0.17，而在主因子2上的载荷系数为0.986；同时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在主因子2上的载荷系数也较大，文盲率在主因子1上载荷系数为-0.621，而在主因子2上高达0.731，其余变量均在主因子1上载荷系数较高。因此，将主因子1命名为农业人口和蓝领人员，将主因子2命名为白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