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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穆斯林葬礼》叙事谋略 　　摘 要：《穆斯林的葬礼》是我国著名回族女作家霍达的代表作品，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本书在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背景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关于“玉”与“月”的故事的交错中，让我们感受到一部优秀的小说给读者带来的巨大的震撼。在这部小说中，在代表着过去与现在以及中回文化的“玉”与“月”的故事交错叙述中，小说采取的叙事角度与叙事方法，使小说的叙事谋略更胜一筹。 关键词：《穆斯林的葬礼》；叙事谋略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同时也是叙述的艺术。”[1]一部成功的小说，不仅需要细腻、感人的语言来充实小说的内容，而且有关组织、建构这些语言的宏观叙述方法和谋略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体貌和个性。” [2] 《穆斯林的葬礼》叙述的是跨度为六十年、三代人的故事，“全书五十余万字，它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展现了奇异而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3]在对作品故事、人物的体会及作品的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碰撞、融合的浓重民族文化氛围中，我们也深深钦佩作者的叙事才能，而这与作者的叙事谋略是分不开的。 一.交错穿插的叙事模式 《穆斯林的葬礼》全书包括“序曲”和“尾声”共十七章，时间上以“玉”和“月”两条线索展开全文。在叙述故事时采取了“玉”与“月”交错叙述的方式。在作品中，“玉”和“月”在小说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玉”象征华夏文化、过去和梁冰玉，“月”象征伊斯兰文化（回民文化）、现在和韩新月。其中把这两个连结起来的一个重要人物便是韩子奇，汉回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地道的汉人血液，而在他心灵上却浸润着回汉两族的思想文化。韩子奇与“玉”的感情纠结是此小说展开叙述的关键所在，与梁冰玉的真正的爱情却因错误的选择而注定分离，而这种分离却因他们的不该出生的女儿韩新月而变得斩断不清。 在回族文化中，“月”是回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标志，而在小说中，“月”又是韩子奇女儿韩新月的化身。“新月决定着全书浓厚的民族宗教色彩，同时暗示着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结局― 美丽却不圆满。月的爱情是希望的幻灭- - 纯美执着的感情所铺筑的幸福之路，在即将冲破民族攀篱之时被病魔与死神生生截断。穆斯林的葬礼成了月”之恋，玉之爱永远的悲歌。玉和月这两条线索宛如主宰生命传承的DNA 链条，盘旋环绕，彼此纠纠缠缠，看似独立又必然彼此依存，在母女两代人身上打下难解难分的悲剧基因”。[4]在小说中，现在与过去的故事交错，在忽近忽远的时空穿梭中，我们感受到了感情的纠葛，过去矛盾的延续与新的矛盾的衍生中，小说的人物都不同程度的在这种矛盾中感受生活。韩子奇与梁冰玉的感情纠葛以“陌生人―友情―亲情―爱情――被迫分离―阴阳相隔”为线索，代表的是父辈的感情；楚雁潮和韩新月的感情以“陌生人―师生情―爱情―爱情受阻―阴阳相隔”为线索，代表的是儿女辈的感情，在以这两条感情线索为主要叙述方向的把握下，同时又穿插着韩子奇与梁君壁、韩天星与陈淑彦、梁君壁与梁冰玉等子线索，充实着小说的叙述内容。 韩子奇与梁冰玉在伦敦生活的篇幅在小说中虽然不长，却是整个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韩子奇与梁君璧是在特定的生活、特定的环境中结合的，可以说他们的感情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虽然看似爱情，但是战争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才造成了韩子奇和冰玉的结合。在空间上， 小说采取“北京―伦敦―北京”的空间布局。作品起始时，“故事线索都以北京为事件展开的中心，而韩子奇与梁冰玉在伦敦的生活正处于整个事件的中心位置，既是老北京生活的转折又是新北京悲剧的成因。”[5]再加上以两条线索为主的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进行叙述的安排下，两条线索在看似平行的叙述中，最终找到联结点，使整个故事布局完美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穆斯林的葬礼》还采取了“现实时空与心理时空交错，而重在表现后者的叙述。”[6]这类叙述模式的作品“往往具有几条（以两条居多）比较清晰的相互切割的线索，它们不但形成对照、映衬以更深地切入人物心灵，而且以历史纵深感拓展思想内涵。” [7]在小说的最初发展阶段，简单的依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序来进行叙述是最初的叙事模式。但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壮大，小说的叙事模呈现出“网状结构”的特征，使小说叙事模式不再单一化。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除了故事发展的现实时空本身发生交错外，小说的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很多描写，也让现实时空与心理时空进行交错，展现了小说在叙述模式的又一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