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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严厉与深爱成就女儿于丹 　　“学术超女”于丹3岁能认字看书，4岁能背诵《论语》、《庄子》等国学经典，8岁饱览中外文学名著。2006年，她的著作《于丹心得》出版，在国内上市一年销量达600余万册，目前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于丹的成就，离不开于廉这位成功的父亲。 严厉父亲造就好学女儿 于廉于1925年生于沈阳，于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于廉历任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教研室主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主任等职。他还曾长期担任万里（万明礼）同志的秘书。1982年，他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1987年，任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 于廉离开万里秘书这个岗位时，有若干个职位可以选择，但他偏偏选择了在当时被视为“既清水又非衙门”的中华书局，理由是他对国学的热爱和对女儿的疼爱。 于丹于1965年6月28日出生于北京，一出生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当时，父母双双被下放到农村，于丹和外婆住在北京一个旧四合院里。外婆是大家闺秀，1920年就上了张之洞办的女子师范学校，学养很深。于丹3岁前，她用卡片教于丹识字、背诗词。所以，于丹3岁时就能看书认字了。 于丹说，那时，父亲给她的印象就是严厉――黑框眼镜，花白的寸头，沉默，很少笑，手里似乎永远捧着一本书。 于廉认为，一个人要有所作为，首先要有学识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于是，于丹3岁时，于廉便让女儿练字，而且要她学习欧阳询的字，因为只有从间架结构练起，才有可能把字练得标准。于廉认为《论语》、《庄子》可以反映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态度。于是，于丹4岁时，就被父亲要求读《论语》、《庄子》等国学经典，而且要做到理解、背诵。 于廉还在生活中让女儿学国学。他让女儿接触和亲近仁德君子，以此来熏陶其心灵。他经常带于丹去和一些国学大师交流，让她从小感受大师的学识与修养。一次，父亲问于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数一数，这里有几个是你的老师？”于丹经常数出2.7个、3.4个这些带小数点的人数来。于廉就问她为何带小数点。于丹回答：“因为有的叔叔会大声说话，有的叔叔会随地吐痰。”大人们笑了，表示要“君子慎独”。 于丹8岁的时候就读《红楼梦》、《西游记》、《西沙儿女》，还囫囵吞枣地看《人间喜剧》、《悲惨世界》等大部头中外文学名著。她这么小就整天抱着大部头的书读，邻居感到很惊讶。父亲哈哈一笑，开明地说，只要女儿喜欢读就让她读，慢慢就懂了。 除了读书，父亲也带于丹去读世界。于丹3岁那年，春暖花开时，父亲带她到北海公园，指着枝头的杏花问：“为什么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你看这花闹吗？”于丹说：“不闹啊。”爸爸把她扛起来，让她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围着杏树转着圈儿跑，边跑还边问：“你看花闹了吗？”于丹兴奋地说：“闹了、闹了！”父亲放下女儿说：“你说，为什么这句诗不写春意开、春意放而写春意闹？因为人动起来，它才是闹的。” 于丹上小学一年级时，一天她放学回家问父亲：“老师在课文里有一个形容词说麦浪，是什么意思？”为了让女儿理解其意，父亲带着她坐上长途汽车，经几次转车终于在郊区找到一片麦田。看着一望无际的麦子随风起伏，父亲对女儿说：“你看，这就叫麦浪。”这些场景让于丹记忆深刻。 深沉父爱成就女儿的辉煌 于廉严厉的外表下隐藏着深沉的父爱。 于丹出生那天，产房外的于廉特别高兴，酷暑天骑上自行车满街转，最终买了一个少女头像。那少女塑像是六边形基座，回到家，他用蝇头小楷在基座的一面记下女儿的出生日。以后，女儿上小学、中学、大学，他都要将时间、地点记载在每一个侧面，将自己深沉、内敛的爱倾注在小小的塑像之上。 于廉希望女儿能“坐拥书城”，他一有时间，就领女儿逛书店，给女儿搜罗各种小人书。他下放到农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每星期都寄一箱书给女儿。于丹的妈妈因此曾数落他，说他都买重复了。比如7个版本的《红灯记》每个版本他都买一本，他解释说“这是电影的，那是手绘的；这是程十发画的，他画的要看”。因此，于丹够奢侈，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看书已经可以挑版本了。于廉也因此会和于丹讨论，哪个版本画得最好。 于廉喜爱诗歌，诗歌是家里的一种生活方式。受父亲的影响，于丹对唐诗宋词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她希望选择唐诗宋词研究。对女儿这一想法，父亲不认可。他对女儿说：“你学了唐宋，那么，元明清学下来顺流而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魏晋以上你倒推是推不上去的。建议你报先秦。”于丹经过认真思考，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报考了“先秦两汉”的文学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于丹发现家里的书架上总有一些变化，取书比较方便的那一格书架上，经常摆放着她最想看的新书。她还发现，这些书跟自己的课程进度基本吻合。比如某段时间她在潜心学习《论语》，在这一格书架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