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体例和《周易》之关系.docVIP

论《史记》体例和《周易》之关系 　　作者简介：杨冬华（1990.10-），男，汉族，江西上饶人，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文学硕士，单位：南昌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唐宋诗词与散文。 摘 要：司马迁生于西汉初期黄老之学向独尊儒术之过渡阶段，成年又求学于儒道大家，故而深谙儒道精髓。但太史公遭受宫刑之后，必是寻求慰藉于道家思想，以淡化政治黑暗带来的打击。《周易》是太史令一职必须精通的典著，从《周易》的角度可以解读太史公“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轨迹，这在《史记》中有所反映，如对《史记》的体例安排和《史记》对后世的文学影响。《史记》中的篇幅数目与《周易》中的数字完全符合，这绝非偶然，亦非著作篇目之规定，《周易》与司马迁已然融为一体，并指导着《史记》的体例布局和写作。 关键词：《史记》；《周易》；体例；互现法 汉朝治国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一个由推崇黄老到独尊儒术的过程，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既崇道又宗儒的思想倾向①。《史记旨》中，首句便是“《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足见《易》在汉初的地位和影响力。 众所周知，西汉初期贵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行无为之策。这里谈谈司马迁的家世背景：其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史记“无泽生喜，（司马）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有了上扬之趋势。 司马谈受教育于汉王朝的文、景时代。其学问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所谓学天官，就是学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学。其二是“受《易》于杨河”。杨河是汉初有名传《易》者之一。《易》是讲阴阳吉凶的，这和天文星象都有关系。其三是“习道论干黄子”。黄子便是黄生，他擅长黄老之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司马谈学问的三个方面都系道家经典，这为他以后作太史令打下基础。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是武帝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时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也是吏官历来的传统。由于责任心的驱使，在他临死的时候，拉着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这句话很重要，司马谈将自己的家族血脉系于“周室之太史”的名下，说明司马谈受道家文化影响深远，而司马迁深受家学，其骨子里一定是道家文化思想浓厚的，这点是无争议的。而且出于对太史令职位的需要，司马迁亦必深谙《周易》，因为这个官职掌管天时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而可以说司马谈父子都是道家文化的传承者。 至于儒家的扬名立万观，个人认为只是在官场安身立命的手段而已，汉代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做一番事业，光耀门楣，所以政治热情极高，而汉武帝是好楚风的，从他爱好楚辞的程度就可见一斑，“买臣与助俱以辞幸”，能将爱好楚辞和政治挂钩了，其爱之深乎！楚风最擅长巫祝，而道家的《周易》又能实现卜祝这一功能，所以直到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道家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136年，《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能诵古文。”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举家而往，在京城学《尚书》于孔安国，学《春秋》于董仲舒，此时约二十，将近成年。司马迁既然能在十岁诵古文，而后又从学儒家，结合他童年半耕半牧的生活，应该是读其父司马谈的著作。司马谈于公元前110年去世，也就是说司马谈伴随了司马迁半生的时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司马迁的思想，或言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早已定型。 随着汉王朝的强盛，严刑峻法、奸佞弄权的问题愈来愈明显，司马迁对此颇有不满。他主张奉法循理、宽政松民，认为法制于社会应该是起一个引导的作用，而非树权威于朝野，传诛伐于天下。从这一点上看，司马迁已走在道家的温柔路线上。 太史公给《史记》注入道家思想的动因有两个可能：一则本于自身的家学传统，二则是在遭受打击之后，思想观由亦儒亦道完全转变为道家思想，毕竟道家思想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首先，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起其父《论六家要旨》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其父司马谈亦为史官，并且是道家黄老之学的代表。司马谈直到司马迁三十六岁才去世，其家学中道家文化思想已深深烙在司马迁心上。而且，司马谈临终叮嘱司马迁要发扬家族史学之风，司马迁断无忤逆之意，而且按照西方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更有信服力。集体无意识，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是对其师弗洛伊德个人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