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子史观念.docVIP

论《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子史观念 　　摘要：《汉书“史”的处置以及“子”部的认识上体现出不同的学术观念与价值判断。 关键词：汉志；隋志；子史观念 《汉书。两志因子、史的观念不同，导致了子、史的分类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别。同时，也因小说定位的模糊性，使得子与史处于纠缠的状态。 1、历史观念 在《汉志》中，史部被列入了“春秋”类。而《隋志》除了保存了“春秋”类，还独立出来了“史部”，这是《隋志》的一大特色。 二者对于“春秋”类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从《隋志》对“春秋”类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春秋三传中，《春秋左传》研究者居多，并且从汉至唐，从未中断过。同时，隋志在其序言中详细地梳理了春秋四家之中在各时代的流传情况，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明确的线索，有明显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识。 第二，在小序中，《隋志》亦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此处解释过于重视仲尼的“微言大义”的意图，忽视了孔子对于史学的态度，由此给后世史学一种误导。而《汉志》则注意到了“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的言必有据的求实学术态度。 第三，从二者记载的书的种类而言，由“凡《春秋》二十三家”到只记载对春秋三传研究类的书籍。这主要源于二者对于“春秋”概念的认识不同。 在《汉志》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隋志》中则为“《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汉志》将“春秋”定义为记事的史书，而隋志中的“春秋”只指鲁国的史书。“春秋”概念范畴在缩小，因而其记载的书籍虽然在数量上多余汉志，而在种类上却少于汉志，例如没有收录《战国策》、《国语》之类。按照现代史学的角度来理解“春秋”，班固的解释更为合理。当然，《隋志》也并未完全抛弃《汉志》对于“史”的认识，而是将“史”或者说将班固的解释另立一“史部”，实则是刻意为之。同时，《隋志》还将这史部的外延扩展并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类。《隋志》的这种编排，是符合它“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分类原则的。可见唐代史学观念的成熟以及对史官文化认识的深入，这对于汉书艺文志而言是一大明显的进步。 然而，《隋志》史部分类本身亦存在不合理之处：第一，在记载帝王杂事类中，“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若其根据历史事实，当然可当作历史的一部分。然若《穆天子传》类，仅“体制与今起居正同”而置之于起居类，此亦将形式与内容混为一谈，可见隋志亦并未真正认识历史的一个核心特点，即真实性。第二，在人物传记类：首先，隋志认识到其对《史记》、《汉书》等正史的补充作用，“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其次，认识到此类的地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然”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因其以史官为本源，便列入了史部的范畴，有其分类的依据，但亦不科学。“鬼物奇怪之事”与“圣贤之风”不能相提并论，《高士传》可称之为具有史学价值，而《列异》只能称之为小说。这种对“史”的概念的定位不清晰，“史”学叙事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尺度准则的未确立，对后世史、子分类模糊性以及叙事文学的定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子部”认识 《汉志》与《隋志》子与史始终处于纠缠的状态，虽然依旧存在模糊地带，但其成就依旧存在。《汉志》中“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杨雄的《法言》、《虞氏春秋》等因作者身份而将其作品分类，故入了子部的儒家类，显然不合理。另外，在《汉志》中论功德事的《功议》、“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的《高祖传》、“文帝所称及诏策”的《孝文传》等均被列入了儒家者流。而至隋志，这些分别被列入了史部的不同子类，更合理。子、史之别发展到隋志明确度有所提高。 子部与《汉志》相比，第一，《隋志》将《汉书》中的“《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子目的类别上有所增加，说明对其认识的改变。第二，对“九流十家”的认识，《隋志》大体涵义皆未出《汉志》，然其语言远不及《汉志》之层次感及美感。汉志均先言各部之源流，再言其所长，且往往引用孔子之言，最末言其短，其言辞风格可见班固作为大赋家的功底。 第三，最具有争议的“小说家”类，两志具有相同点。首先，其地位在两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