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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故事》女性人物塑造 　　女性人物始终是威廉 一、创作初衷与历史话语 小说《凯瑟琳的故事》作为一部取材于英国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和现实感极强的笔触将英国社会生活描绘得真实、生动、自然，作者萨克雷正是由于以直观、可感的方式接触到了普通英国人的生活，才使自己的作品可以超越同时代的其他犯罪小说。这部小说围绕着越狱犯与小偷展开，威廉 小说的主人公凯瑟琳又叫做海斯夫人，作为一名活跃在18世纪的罪犯，她最终的下场是由于谋杀自己的丈夫被判处火刑。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火刑主要用来惩罚被认为犯有重罪的女巫、巫师。随着中世纪留给欧洲大陆的阴霾逐渐褪去，这种刑罚在很多国家已经逐渐被取缔。当这种被人们遗忘的处理罪犯的方式出现在小说《凯瑟琳的故事》中，读者很容易联系起恐怖的历史，也从侧面反映了统治者对于凯瑟琳所犯罪行的“痛恨”。在萨克雷的笔下，他对于作为罪犯的女主人公的描绘一反常态。这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而是一个“仁慈卑怯”的女人。萨克雷似乎没有对主人公表现出有如小说中“审判者”一般的仇恨，更多的则是理解和悲悯。在小说《凯瑟琳的故事》出版之后，这部作品并没有能够得到读者普遍的认同，更遑论在文学史上留下过多积极的评价，冷遇使得萨克雷没有将小说再版。 笔者认为这部小说基本实现了威廉“让小说中的坏蛋行动起来像个坏蛋，让老实人的一举一动像个老实人吧。”[1]相较于同一时期的犯罪小说，威廉期的犯罪小说却是按照基本的道德审判和正邪对立的模式展开叙事，当适应了传统模式的读者阅读小说《凯瑟琳的故事》时就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在他们看来，小说中的人物与自己并无太大的差别，他们或是被生活所迫走上犯罪的道路，或是由于一时的冲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从感情层面而言并非绝对的罪恶、狠毒。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罪犯正是如同威廉“失足”成为罪犯。这一点与18世纪的英国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推动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城市，他们也渴望在这里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正如存在主义理论指出的那样：“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2]凯瑟琳正是由于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备感不幸，当她尝试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各种努力遭遇瓶颈之后，最终只能选择反抗。 二、无法掌握自我命运的凯瑟琳 作者在小说中为凯瑟琳夫人描写的生活时代是18世纪的英国社会，这一时期的女性并不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仍旧是男性话语权的掌控对象和牺牲品。小说在阐述为何凯瑟琳需要承受如此的酷刑时，法官给出的答案带有鲜明的男权话语色彩。试想如果是丈夫谋杀了妻子，由于妻子仅仅是丈夫的附属品，法官是不会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去惩处凯瑟琳夫人的。特定的历史话语与作者的创作初衷之间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即便是凯瑟琳选择了屈从于权势人物的淫威，也只能成为被愚弄、被操控的对象，她们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无法改变的悲剧。 小说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是英国社会的文化符号之一，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中女性无法掌握自我命运的人生悲剧。“萨克雷敢于突破传统的写作模式，以自己的写作理念来构建小说的创作。萨克雷以真实尖锐的笔端将19 世纪初期英国上流社会各种丑恶的嘴脸描绘得可圈可点，在这里，只有金钱才是众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为了能够满足自己无穷尽的欲望，所有人都可以抛弃原有的信仰，甚至以践踏他人的利益来完成自己对于名利的追求。”[3] “夫人，伍德听候您的吩咐！”布罗克先生说，“我是这个小镇上戈贝尔法官的拥护者，对不对蒂姆？”布罗克先生对守门的高个子戟兵说道。 “对，”蒂姆狡猾地回答道，“我们都拥护尊贵的戈贝尔法官。” “对！我们都拥护他！”独眼人说。 “对！”戴着睡帽的人随声附和道。 “夫人，我想您现在满意了吧？”布罗克先生，也即伍德继续说，“你们不能否认这些人的证言；我们的责任就是逮捕那些弄不清楚自己来历的嫌疑人，将他们应征入伍。来为女王殿下服务。看看这位海斯先生吧”（海斯站在原地瑟瑟发抖）。“难道这里会有比他更合适更正直的勇士吗？我们会在末日之前将其应征入伍做掷弹兵！” 上文是小说第五章中的对话，当凯瑟琳夫人面对戈贝尔法官的爪牙布罗克先生时，她所展现的勇气令人钦佩；当她面对家庭的困境时，毅然决然的胆色也展现了性格中刚毅果敢的一面。法官及其爪牙敢于明目张胆地威胁、勒索虽然是任何社会在法制管理松散的情况下都存在的现象，萨克雷的目的并不在于展现社会的黑暗，而是要通过黑暗现实的描写塑造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坚强、独立。 凯瑟琳夫人的人生无疑是悲剧的，这不仅因为肉体生命被摧毁，更是因为她的生命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从道德层面而言，谋杀自己的丈夫是无法原谅的罪恶；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