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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变迁负面效应一个理论解说 摘 要： 对中国传媒变迁过程中诸多负面效应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理论解说，认为媒介低俗化等负面效应的产生与市场化改革虽然有着高度相关性，但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带来传媒的低俗化现象，这是一个尤其需要澄清的问题。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均衡，是确保市场有序运行的前提条件。当今中国政府、市场与社会之关系表现为一种非均衡的状态，这是中国媒介变迁过程中诸多负面效应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关键词：政府；市场与社会；非均衡模型；媒介变迁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4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媒介变迁给传媒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带来了传媒业的巨大发展。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媒介变迁过程中，亦出现了一系列备受指责的现象，泛娱乐化、拜金主义、绯闻炒作、庸俗恶搞、公共利益缺失等频频出现在公共媒体上，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效应。面对媒介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14]。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多有把问题的出现归因为媒介市场化改革的倾向。但市场化改革是否就一定会带来传媒的低俗化等负面现象，这是在探讨中国传媒变迁负面效应时首先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根据公共政策理论，从本质上看，市场不过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政策工具，它的结果如何则完全取决于它和政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政府如何去规范和管理它[5]。正因为此，笔者以为，虽然媒介低俗化等负面效应的产生与市场化改革有着高度相关性，但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带来传媒的低俗化现象，这是一个尤其需要澄清的问题。既然市场只是一种手段，那就出现了一个政府如何利用这一手段的问题。正如本文在后面将会详细论及的，只有当国家（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动态的均衡状态时，市场才不会出现无序状态，否则其他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但由于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特殊时期，政府对市场化主体究竟该怎么管、应该管到什么程度都不十分明确，这就导致当今中国政府、市场与社会之关系与均衡的理想模型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一种非均衡状态，这是中国媒介变迁过程中诸多负面效应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一、理论回溯：政府、市场与社会之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实质上是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它意味着计划体制下行政全能主义体制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均分权力体制的转型。毫无疑问，社会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变革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媒介变迁必然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关系的变迁相适应，并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展开。正因为此，笔者将首先回顾政府、市场与社会之关系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当今中国政府、市场与社会之关系的现实状况。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有关政府、市场与社会之关系的探讨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相对于早期的学者，哈贝马斯在自己的社会理论里已明确提出了一个三元分析框架，即“公共领域―经济―国家”模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国家相对应的是“公共权力领域”，即政治领域，与社会相对应的则是“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6]35。尽管在这里哈贝马斯把经济与公共领域都划归到与国家相对的私人领域，但他还是对二者作了清楚的区分。在他看来，经济在本质上与国家更为相似，与“生活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生活世界里，人们在自发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社会结合；而在经济和国家中，人们进行了制度整合，即根据现存政治系统或经济系统自身的需要和组织原则进行人与人的结合。 哈贝马斯指出，“制度整合”和“社会整合”遵循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操纵“制度整合”的是金钱和权力，而支配“社会整合”的则是人与人在日常交往中的相互理解。在现代社会里，公共领域之所以需要得到发展，目的不是“‘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制度，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指经济与国家）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6]21。从中可以看出，在哈贝马斯的理论里，“公共领域”是一个十分重要因而也被反复强调和突出的概念，它是沟通社会与国家的媒介，其核心过程是通过“话语”的形式进行“公共交往，以此达到平等沟通的目的”。因此，公共领域具有文化、价值、制度和合法性等功能，通过这些功能的发挥，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才得以确立。显然，在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体系里，政府（国家）、市场与社会已经有了明确的边界，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能，三者之间的关系平衡形成了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 除了理论上的一个逐渐深化过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