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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胡适研究的新进展 　　2016年恰逢胡适诞辰125周年。这一年，围绕胡适研究，学术界发生了一些学术事件。大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第一，2016年12月17日，在北大教授欧阳哲生的组织下，“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在北京大学举办，胡适研究界的相关学者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胡适研究论文。同一天，海峡对岸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也开展了相关学术活动。第二，国内研究胡适政治思想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胡适纪念馆合作设立的“胡适奖学金”评选出了三位获奖者，这三位获奖者的博士论文都以胡适为研究对象。下面，笔者希望从史料的发现与专著出版这两个角度来叙述2016年胡适研究的新进展。 　　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 　　以“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学术论文集为例 　　2016年，关于胡适的新史料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胡适的认识与理解。 　　关于新史料的发掘，学者谢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四个前沿方向》中写道： 　　中国现代文学目前有四大前沿学术方向，一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的重新发现；二是域外史料的大量始用；三是旧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四是地方文献获得重要史料地位。 　　这四个前沿学术方向中，胡适一生在美国多年，散落在美国的域外史料极多。这些域外史料，在2016年得到了学者的广泛使用。 　　在这方面，用力最勤的是北大教授欧阳哲生。2016年前三期的《胡适研究通讯》中，欧阳哲生提供了大量的《美国报纸有关胡适的报道选编》（参见《胡适研究通讯》2016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这些资料的披露，有利于人??重新审视胡适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 　　欧阳哲生之外，南京大学博士生金传胜发现了一篇《胡适192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演讲》的新资料。 　　与之相类似，学者王晴佳的论文《论胡适的国际影响―――以1917―1937年间〈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中心》大量使用了美国《纽约时报》中关于胡适的报道，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梳理，呈现出胡适如何从一个留美学生成为“中国文化大使”的人生历程。 　　域外史料之外，国内关于胡适的史料也有不少发现。前面提到的金传胜，还发现了胡适在国内的一篇《胡适在苏州振华女校的一次毕业致辞》的演讲（参阅《胡适研究通讯》2016年第三期）。 　　演讲之外，胡适的书信也有新的发现。其中最重磅的是《胡许通信集》的发现。这方面，以宋广波的《研究胡适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介绍新发现的〈胡许通信集〉》为代表。据宋广波先生披露： 　　《胡许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共包括三部分：胡适致许怡荪函67通（最后一通系残函），161页；许致胡函39通，132页；附录许怡荪致高一涵函11通，22页。胡致许函，最早的一通，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909年1月6日），最晚的一通作于1919年。也就是说，胡、许通信的十年，恰好是胡适留美前一年半、留美、领导新文化运动这人生最关键的时段。胡致许函，除1911年6月21日一通曾在胡之《留学日记》发表外，其他都是后人从未见过的；许致胡函，除胡适在《许怡荪传》零星引用外，也是首次完整呈现。 　　可以说，如此大批量书信的发现，可以让人们重新审视胡适青年时代的心路历程。 　　书信之外，大量政学两界人物的日记的出版，也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胡适。充分利用这些日记来推进胡适学术研究的，莫过于黄克武先生。他的《蒋中正、陈诚与胡适：以“三连任”问题为中心（1956―1960）》充分利用了《陈诚先生日记》《蒋介石日记》《陶希圣日记》《张群日记》《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等新材料，充分解释了晚年蒋介石之所以忌惮并在日记中痛骂胡适的缘由。此外，钱元强的论文《抗战初期胡适、钱端升出使欧美记―――以〈胡适日记全编〉和〈钱端升日记〉为线索》则使用了旁人未得见的《钱端升日记》。钱元强是钱端升的后人，手边有未出版的手稿本的《钱端升日记》，利用这些新史料，他对胡适这一段时期的人生经历做了精彩解析。当然，希望钱端升的这些日记也可以早日出版，嘉惠学林，推动学术界的相关学术研究。 　　日记之外，还有一些档案资料的发现，也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胡适的人生抉择。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是沈卫威先生的《重识胡适弃校南下与平津学人去留》。此文披露了他的学生汤志辉从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查得的《傅斯年为派飞机接南下人员事给郑天挺之电报（附人员名单）》的档案，这一档案的发现，也有利于学术界重新认识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 　　可以说，2016年，在关于胡适的域外史料与域内史料上，都有重大的发现，对推进胡适研究，功莫大焉，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了精彩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