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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的实现方式 　　摘 要：古往今来，哲学家们都对公正进行过探讨，回顾这一历程，他们对公正的阐释，更多地将其视为社会制度的重要价值或最高美德。马克思的公正理念真正揭示了其赖以存在的根基，表达了一种相称关系，其实质是经济关系的价值反映，同时也是上层建筑的一种价值反映。在当代中国，实现社会公正需要进一步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以制度建设维护人的权利、不断满足人的文化需求。 　　关键词：马克思；公正；内涵；实现方式 　　一、公正的基本内涵 　　纵观人类历史，众多哲学家对公正都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所讨论的公正理念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等领域。概括起来，公正就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应得。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具有智慧、意志和节制的“公正”的国家。以此可以把人划分为三种：即求感官的满足和身体的享受者；求荣誉和成就者；陶冶理性、追求真理者。一个国家有这三种人，也就有了智慧、意志和节制三种美德，三种人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就具备了“公正”的美德。在柏拉图看来，“公正”既是一种美德，也是其它美德实现的最高境界，所谓公正其实就是实现或体现了最高的“善”的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1]158在他看来，评价法律的最高标准是正义，而使正义能够得以实现的最可靠、最有利的保障就是法律。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美德，“中道”则是美德的特性。正义就是一个人获得的东西是他应得的。法律的好坏，应当以是否合乎正义为准。 　　近代以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成为西方公正理论的核心精神。休谟认为“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2]35这种对公正的阐释在功利主义者眼中被视为是一种双赢。在他们看来，人的天性是利己的，人的最高目标是获得个人幸福。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增加彼此的利益，维护他人的利益和幸福也就是成全自己的利益和幸福。休谟曾说：“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3]536休谟在这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探索，他认为公正不是自然的德性，而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它的产生依赖于人类社会的特定条件和精神状况。霍布斯把公正归属于“公道”，他认为任何一种分配有可能是公道的，也有可能是不公道的；然而，它却不可能是不公正的；霍布斯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公正概念，认为不是德性决定分配，而是分配决定德性。康德以道德推出法权，以法权来界定公正，他认为公正是广义的道德，是绝对命令的“不纯粹的效用”，道德高于公正，适用于一切社会存在者。他说“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4]165黑格尔缔造了一个理性体系，将公正置于客观精神的领域，他认为公正高于道德，是一种伦理精神，“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5]324传统哲学家们对公正的阐释，更多地将公正视为一种最高美德，视为社会制度的重要价值。马克思对这一理念的阐释，真正揭示了其赖以存在的根基。 　　（一）公正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康德从义务推导公正，还是黑格尔用权利界定公正，这两种方式都没有科学揭示公正的真正基础，反而将公正带入到唯心主义的泥潭。马克思的公正理论转向体现在《序言》中，他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32。在马克思看来，公正作为一种法权，依赖于物质生产方式。公正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定，并随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变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7]538。一般来说，公正建立在现实的、具体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机会公正。在生产环节，尤其是在分工中，人们获得工作的机会是否公平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其需求必然受到经济周期和市场需要的影响，存在失业的风险，失业意味着一部分人非自愿地被剥夺了通过自己劳动创造自己福利的机会。第二，分配公正。分配的公正性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或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权利和义务、社会福利和贡献的配置问题，是对分配的价值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反思。分配是一种属人的社会现象，分配的公正性涉及两个重要的因素：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分配的公正性说到底是指人的需要与人的劳动之间的相称性，换句话说，人的需要建立在人的劳动之上以及人的劳动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曾对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