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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家庭分工和行为选择探究 　　摘 要：通过对农村人口转移家庭行为选择文献的梳理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土地流转和劳动力分工是家庭行为选择的重要解释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外出务工家庭的收入结构与成员分工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村级特征变量对家庭行为的影响远不如预期那么明显，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也不显著，家庭特征变量却十分显著。由此说明：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选择问题，必须借助家庭这一微观单元，当然这也是为了寻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化）的微观证据，可以预见“村庄”特征变量系统的影响会日渐凸显。 关键词：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选择；家庭收入；子女教育；土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 F31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4 一、引言 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2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使中国农村大量人口脱农进城，由此也推动了城市和非农产业发展。时至今日，新生代进城和留在城市的趋势不可逆转。当然，学界和政界大都将二元户籍制度视为阻碍城市化进程有序、健康推进的关键因素，但我们此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就业机会获取才是最为直接的诱因所在[1]。城市化就是城市社会生存权利的获取，国家层面则是利益再分配行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及户籍改革，正当其时。如果要把“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变为享有平等社会权利的“城镇居民”并分享城市和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农业劳动力转移家庭的主业渐渐脱离农业，典型事实是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生产收入比重在下降。统计数据显示，在家庭收入构成中，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2006年-2011年的增长幅度最快，对农民家庭收入增长贡献最大。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性收入的差异巨大，区域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在缩小。在城市化大背景下，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人口迁移模式日渐呈现出家庭化和年轻化趋势。 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地区性（欠发达）和地域性（老乡社会）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多”和“迁移少”两个差异，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殊性的重要体现。在此特殊背景下，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家庭行为具有特殊性，其收入获取和农业生产经营有别于纯粹耕作经营土地的农户家庭，但与城镇家庭相比，其收入水平仍然具有较大差距，在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特征下其家庭行为具有独特性。本文将通过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其行为差异，以期为农民家庭的行为作出尝试性解释，探究其家庭行为模式，为当前农村的改革提供依据，同时为城市化建设提纲献策。而在“十八大”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地方政府及部门的官方文件、新闻媒体报道）惯用的一般词汇是“农民工”，而对于这一歧视性的称谓的辩证看待和学术伦理深度思考参见周靖祥（2010）和姚洋（2012）的研究文献[2-3]。 盛来远（2008）[4]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呈倒“U”字形，在中等收入水平以前，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成正比；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反而下降，最富的家庭和最穷的家庭一样具有相对较低（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拥有多寡决定）的外出可能性，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中等收入家庭的流动积极性偏高的现象。虽然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在变迁，但是在留守农村从事农业和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的两重决策条件约束下，无论是留还是走，最终都是为实现家庭收入增加和消费改善的目标。而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以城、市和镇为中心，随着距离的扩大，农户平均收入水平呈现出明显的衰减规律――郊区收入明显高于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区；与之对应的情况同样出现，郊区农民获取收入的渠道相对较多，贫穷地区农户收入获取机会的选择项较少，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先天不足和社会关系（网络）缺乏致使外出意愿较低，这同时也给出成为“主流”的中间群体外出行为选择的经验观察和通俗解释（参见图1和图4）。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08年12月底前后重庆外出务工的778万农民工中，返乡比例约占46.1%，直接因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基本趋势（2）。截至2009年2月下旬，返乡农民工中90%又外出务工，其中53.1%选择到外省市务工，46.9%选择在重庆市内务工。返乡后未外出务工的35.9万人中，有11.6万人准备在家务农，7.4万人参加或准备参加培训，12.3万人有转移就业意愿但尚未找到岗位而在家，4.6万人有岗位并将陆续返岗。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过程是分割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并未实现真正的迁移，而只是行业或者地域流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