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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战略意义和政策建议 　　温铁军等人对于当前流行的城镇化观念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二元结构下，优质要素流向大城市，致使中西部县以下“三农”衰变，弱化了城市抗风险的基础。他们认为，新型城镇化只有在夯实“三农”基础上才能成功。 公平和效率，一不留神就成为一对矛盾，比如高速公路免费，政策怎样设计才合理呢？吴庆有话说。 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内含一系列的政策反思和战略调整，既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化概念，也不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超前发展大城市的投资导向。与照搬来的城市化道路相比，中国自主提出的城镇化战略更多呼应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国情矛盾，既能为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而构建“第二资本池”，也能在巩固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同时分散和弱化城市内生风险。 相对而言，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在应对国内外挑战上具有更大优势。 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依据及与城市化的区别 （一）城镇化与城市化相区别的主要依据。其一，改革初期城镇化就有历史贡献。 1984年“财政分级承包”实行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与城镇化同步扩张，10年间县以下工业形成半壁江山，建制镇也从不足2000增加到上万个，被中央领导归纳为农村改革的三大突破之一。1995年，中央11部委曾经联合开展小城镇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应该在城市化战略上明确大中小并举、在农村发展上加强城镇化。 其二，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点。 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八项重大战略之首，其中重点强调县域经济发展要依托的两大内容就是中小企业发展和城镇化；随之是2007年十七大报告明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2年十八大则从战略高度强调“城乡一体化”和“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可见，城镇化战略是有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的。 （二）城市化的利益导向及风险。虽然城镇化作为战略调整的方向早已确立，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约束下的实际发展进程中，大城市仍然是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主导利益群体认同的发展主流和投资集中的主要领域。由于资本这个龙头集中于大城市而势必带动其他要素也流向大城市，遂致中西部县以下的三农衰变，弱化了中国抗御全球化风险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生危机及其制度成本不断向外转嫁的全球化体制下，无论是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经验的比较分析，还是从国内以往的发展进程来看，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客观上都是一个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我们在开展多年的国际比较研究中认识到，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大型国家还没有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城市化经验。 （三）当前中国加快城市化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当前全球危机中，金融资本的主导国家制造过剩流动性对外转嫁代价，使制造业为主的中国遭遇进口通胀和“超低利率外资”的双重不公平竞争。 二是国内两大新阶级―中产阶级和“新工人群体”正在崛起，而传统的城市体制对这两个群体的复杂诉求都不能有效回应。 中国城镇化战略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国际背景 1.金融资本全球化危机对中国的挑战。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本身就是由于过度城市化引发的。此后，金融全球化的主导国家一手增发债券、一手“量化宽松”，借助美元与能源、粮食的三角关系，将60%以上过剩流动性输向三大期货市场，通过推高资源、能源和粮食价格来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转嫁制度成本。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中国，既要吸纳西方的过剩流动性、应对“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向西方输送价廉商品。这使西方可以更多扩张信用却无通胀之忧，而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财富分配体系造成的多重不平等之恶性循环中，越是对外依存度过高“大进大出”―多进口能源、原材料和粮食，多出口廉价商品，就越是腹背受敌，这对于从来就不具备独立承受危机爆发的风险和代价条件的中国大城市经济而言，意味着危机的硬着陆。 2.国际经验教训借鉴。与美国经验不同，通过解殖运动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多要在资本绝对稀缺条件下按原宗主国的制度模式追求现代化，但却既不能将成本向外转嫁，也难以内部化消纳风险，而只能引入“依附”性强的加工业。在这种后殖民主义经济的大型发展中国家中，虽然城市化率大都比中国高，但主要是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空间平移”集中形成贫民窟。那里不仅黄赌毒泛滥、黑社会分割控制，而且任何危机都会烈度倍增，引发连锁反应。以发展“三来一补”的轻型加工业的印尼为例，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导致印尼城市众多人口失业，处在城市边缘的无地打工者首当其冲。其中28%的失业者因在乡村没有土地而不能回乡，结果是大批这样的贫民参与了荼毒华人华侨的暴乱。 在发展中国家，农地私有化程度高与城市贫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