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乌托邦- 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和其内在困结.docVIP

审美乌托邦: 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和其内在困结 　　[摘要] 儒家制度美学是一种以审美制度建构为关注核心、以审美功利主义为基调的美学视野。孔子依据仁学重构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礼乐文明，其中文艺审美具有根源性质。孟子进而从内在人性层面与外在国家政治层面，为儒家的审美乌托邦提供论证。荀子则以礼法一体的思路，使儒家制度美学具备了从知识话语向意识形态转化的可能。儒家审美乌托邦的实质是对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儒家制度美学的实质即关于这一文化改制的思想布局与话语表达，是为实现儒家向往的好政治而对审美生活所做的规划。儒家制度美学有力地建构了古代中国审美文化图景，然而儒家思想的内在症结决定了审美乌托邦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与审美的理想模型。 [关键词] 儒家； 制度美学； 审美乌托邦； 审美功利主义； 仁政； 礼乐文明 2013年10月程勇： 审美乌托邦： 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及其内在困结2013年10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与西方经典美学体系不同，儒家美学尽管也思考人类的审美生活及其相关问题，但并不追求清晰的边界意识与严密的学问体系，而是致力于为个体精神超越与理想社会秩序构建提供行动方案。并且，儒家美学思想的创发主要不是针对具体的审美文化实践，而是生发自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结构，遂有心性美学与制度美学两条美学思路。与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同步，儒家美学对古代中国文艺审美制度建构的积极影响肇始于汉代，儒家制度美学思想逐步转化为王朝国家的美学意识形态，儒家知识人亦因此成为国家美学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作为早期儒家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荀子对制度美学已有深邃的洞见，他们所构想并致力实现的礼乐文明秩序的实质是一种审美乌托邦。 一、 孔子仁学视域中的审美乌托邦想象 正如罗伯特P.克雷默指出的，儒家致力于“保存并传下古代传统；在变动不定的世界秩序中检讨这些传统的意义”[1]802。在夏商周三代审美文化传统中，儒家选择了“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论语1980年版），《荀子》则出自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文献首次出现用全称，其后则只标注篇名。的西周礼乐，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其与孔子生命境界的相互生成。聂振斌先生指出：“西周的礼乐至少有三种意义或三个层面：第一，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它是制度，以此来区分尊卑贵贱的等级和社会地位，礼乐起到法的作用；第二，在人伦关系层面上，它是道德规范的美感形式，以此来区分长幼亲疏的差等，使人养成文明守礼和道德自律的习惯；第三，在人际交往和庆典活动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优美仪式。无论作为制度，还是作为规范或作为仪式，其形式都是由美感形式或艺术形式构成的，并以美感愉悦为纽带，把不同的等级、不同的人群联系、调和起来。”[2]2然而这种高尚优雅的审美性的文明/政制何以竟至于陷入“礼崩乐坏”的境地？又如何使其复返于“正”？孔子试图从价值本源入手为其重新奠定基础，遂有儒家仁学的萌蘖与审美乌托邦的想象。 “仁”并非孔子的发明，孔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依据真切的生活经验与深厚的文化经验，从生命的真性情解释仁，使其成为诸种德性的核心，遂使发缘于“夷人”之“德性”和“尸方”之“美德”的仁转化成为普遍性、人类性的美德[3]99106，并以之为文化反思、社会批判、秩序重建的核心观念，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即据以展开。践行仁道既是“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之简易而切近的生活原则，也是君子理想的精神境界：“被称为全德之名的仁，不是泛指任何一种精神境界，而是确指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4]1005，还是“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的社会文化理想。据此反思西周礼乐文明/政制，则“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的秩序原则与乐的和谐原则都需以仁为价值本源，从中生长出来，方能成其为礼和乐。故需“损益”周礼以求合乎“道”的理想，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按孔子的想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关键在于以仁为根基，依仁释礼，而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经由此种价值转换，宗周礼乐文明体现的“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5]16，得到来自于人性、人情、人心深处的动力支撑，礼乐文化亦因此成为新的“人文化成”之路：“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在仁学视域中，礼乐文明/政制具有“身家国天下”的一体性，因为“对于孔子来说，人格的培育与对共同体的责任是相互蕴涵的”，“政治上的责任和道德上的发展是两个不可分离、相互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