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几届大学生毕业分配.docVIP

我们那几届大学生毕业分配我是1963年入学的广州中山医学院六年制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停止了高考，大学不再招生；66届至71届的6届大学生也都没有毕业分配，全部留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直到1968年，高校开展“斗、批、改”，实行“复课闹革命”，68届以前的大学生才陆续毕业分配到农村或军垦农场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同时，又不经考试直接“推荐入学”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推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也许是为了有别于那些“新大学生”，我们原来的在校生被称作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社会上把我们归为“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在当时的社会分层里列入了“臭老九”的队伍（即那个年头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五类分子”，以及“文革”中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排行“老九”）。 进入1969年，我们没有按期毕业分配，而是参加到巡回医疗队，被派到粤北山区的和平县，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边开展防病治病。1970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深化斗批改”阶段，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也越来越多，学校里人满为患；运动初期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旧学校”的学生们，也大都看清了“文革旗手”们的别有用心，厌倦了所谓的革命，成了“逍遥派”。于是，当时的中央决定：对全国众多的65年以前入学的“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在我们学校包括69、70、71三届同学），一次性“扫地出门”，全部毕业分配。 那时大学已经实行“军管”，学院党委、行政早已经“靠边站”，造反派夺权后新成立的“校革委”缺乏权威，两派群众组织各执一词，意见不统一，分配方案迟迟未定。最后，只得由军代表组织一个什么领导小组，根据中央文件的有关规定原则对学生进行毕业分配。更可笑的是，当年给我们宣读的毕业分配方案，落款单位竟然是“广州军区战备疏散办公室”。又由于广州毗邻港澳，在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岁月，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市场物资匮乏，港澳与内地生活水平差异很大，从广东沿海“逃港”的人和事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当时港澳地区特别是澳门镜湖医院，凭中山医学院老院长柯麟签发的文凭就可以被接受行医，这更加重了中山医学院学生有可能“逃港”的重大嫌疑。为此，对我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除在每个学生的毕业生档案中塞进了大量带有派性色彩和“极左”观点的不实之词外，还扣留了我们的毕业文凭。记得是我们分配了半年多以后学校才把毕业证书寄到县人民武装部，再通知本人去领取的。塞进我们档案中的“黑材料”，则是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才由后来的学院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函到县委组织部，请予清理寄回学校统一销毁，并函告我所在的单位转告本人。这已是后话。 除了扣发我们的毕业证书外，那时学院还派出人员“护送”毕业生到相关省、地报到。当年我们中山医学院分到贵州省的有100多人（全校三届毕业生共有1200多人），分别在都匀、贵阳、遵义火车站下车，再改乘汽车奔赴凯里、兴义、安顺、毕节和铜仁，继续下分到除省会和地区所在地城镇以外的各县。“护送”老师（71届派的是一位军代表，70届派的是一位政治辅导员，而我们69届则无人可派，出发时临时指定由我“代理”沿途与地方交接，直到将最后几十名到遵义、铜仁的毕业生“护送”到遵义后才算大功告成，随即那二位返回了广州。 凭心而论，我们这些大学生都是生长在红旗下、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经历过二三年经济困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与洗礼，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在形成，是非曲直大都有基本的正确认识，对党和人民怀有深深的热爱与感激之情。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我们却成了被监督改造的“臭老九”，被扫地出门的“处理品”。 记得那时在广州宣布分配方案时，我听到将被分到红军长征召开遵义会议的革命圣地，心中无比高兴，十分向往。那时的大学生都是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人民建功立业的美好愿望奔赴各地的，心中憧憬着美好明天的许多良好愿景。到达遵义火车站，出站台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大塑像耸立在广场上，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但当我们沿着狭窄破烂的街道走到丁字口遵义大饭店学生报到处，看到沿街一排排向侧面倾斜的木板房和冷清的店铺时，与广州光景迥异的失落感又泛上了心头。 到了报到处才发现，已有很多外地大学生先期到达了遵义，有的已经报到，拿到了介绍信；有的还在打听隋况，观望着去向；有的人就在楼道上铺开了被褥，席地而坐，高谈阔论。他们大都是省外知名大学的学生，有不少青年才俊。据说是中央处理贵州李再含问题的“69（71）号文件”下达后，省革委向中央请求给贵州支援干部，因此这次分来的外地大学生特别多，负责报到派遣的军代表忙得不可开交，应接不暇。我们等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