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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天津企业家困境(上) 　　按照市场地域的维度，黄金时代的企业家兴起，主要围绕上海这座城市展开，因此，关于上海的市场化逻辑与企业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制度分析案例。人们在这里找到了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范式，找到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逻辑，以及城市化的逻辑之下企业和企业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但问题在于，中国幅员辽阔，仅仅沿海一带，就有诸多重要的口岸城市，事实上，从晚清时代开始，所谓的通商口岸，上海不过是其中之一。如果说广州是南方的重要市场化城市，上海是整个长江流域的市场化城市，那么天津则毫无疑问是整个北方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市场化城市。在这里，市场的展开、国际化的互动、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自有它内在的秩序，值得我们深度分析。 一个明显的征象是，在企业规模和市场交换的意义上，天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尚未快速发展起来，以纺织业为例，仅仅只有一家年产5000枚纱锭的工厂，但随着黄金时代的不断展开，天津的企业气象迅速勃兴，到1922年，有6家大型纱厂在这里创办起来，而且规模方面丝毫不输上海。投资总额大致为2000万元，纱锭的年总产量达到24万纱锭。在这个意义上，天津就是整个黄金时代仅次于上海的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核心城市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大产业中心。各种规模巨大的纺织企业在这里纷纷建立起来，天津由此成为中国北方醒目的生意之都。 天津纺织业背后的官场逻辑 一个古老朝廷的败落，其细节是具体的，而其中最为具体的细节，是大量的官僚失去了来自朝廷的俸禄和权力，变得无所适从。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这是一种大政府主义的衰落，对于古老的中国人生智慧而言，面对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陈旧官僚的应对措施完全是被动的，一部分人选择持守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方式，与朝廷的沉浮一起沉浮，一部分人则选择变更自己的生活方式，急切地投入到新的政治秩序之下，对新的朝代主动投怀送抱，以获得新的俸禄与权力，毕竟一个新的政府体系需要大量的职业官僚。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历史秩序，朝代在更替，但是官僚文化却一脉相承，换一个姓氏继续在中国的历史中呼风唤雨，左右这个国家。 如此绵长的历史格局，到黄金时代来临，才得到一些有限的改变。中国人的经济方式因为参与到全球市场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开阔，人们的生活方式终于有了一些本质性的变化，大量的人们开始有限地离开官场，离开权力的食物链，涌向企业，涌向市场。大量的官僚阶层也在这个涌动的人群之中。由于官僚阶层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他们很容易将这些与企业有关的要素禀赋带到新兴的市场里。官僚和商业的结合由此成为一种市场的方法论，一种官僚和企业家都愿意接纳的市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观察天津这座城市在黄金时代的工业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就找到了一种市场秩序的意义，一种市场方法的意义。 这是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天津这座北方的城市，由于在地理的意义上靠近北京政治权力中心，必然被覆盖了太多的官僚权力思维方式，但它同时又是中国沿海著名的通商口岸，是在一种外在的条约约束之下提前走向工业革命和全球市场的中国城市，这两方面的属性，刚好给那些正在失去权力或者已经失去权力的官僚阶层切入到新兴的企业和新兴的市场提供了一种区域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天津近现代工业企业的兴起，尤其是当时比较火爆的纺织产业的兴起，其创业资本主要由一批从晚清转移过来的官僚阶层提供，按照基本的投资逻辑，他们既是资本的提供者，也是企业的股权控制者，事实上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这种格局与上海的市场逻辑和企业逻辑几乎完全不同，上海的市场的兴起主要由大量的外来资本和民间的资本合作推动，这里很少遇到官僚阶层的干预，市场的自由秩序决定着市场的要素的自由交换，但是天津则完全不一样，天津现代企业的推动，官僚的利益驱动才是真正核心的动力。 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企业事实。 比如天津恒源纱厂，当时当地，属于名头最响的企业，它的股东主要由一些更加有名头的官僚组成。 大名鼎鼎的张作霖，满洲三省督军，名噪一时的大军阀，恒源纱厂的股东之一，既提供大资本，也提供纱厂的产品销售渠道。 曹锟，直隶的督军，在整个北洋时代一直都是有大影响的军阀，他是恒源纱厂的大股东之一。曹锐，直隶省的省长，曹锟的总管，他同样是恒源纱厂的股东，有实力的投资方。 鲍贵卿，恒源纱厂大股东之一，他的政治派别属于直系军阀，一度担任黑龙江督军，陆军总长，在军队谱系中，他和曹锟是一个阵营的人。 段谷香，曾经的两淮盐运使，相当有含金量的官阶，也是恒源纱厂的股东之一。 田中玉，山东督军，也拿出巨量资金，成为恒源纱厂的股东，理所当然，他的军队也是恒源纱厂产品的主要市场之一。 至于一个叫做章瑞廷的人，虽然不是军阀官僚，但他是天津地面上名头很响的军服制造商，事实上这些军阀股东，都是他的关系资源，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