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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忽职守罪量刑之立法思索 　　本文案例启示：玩忽职守罪量刑偏轻直接影响了打击渎职犯罪的社会效果，当前导致玩忽职守罪量刑过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可以从降低立案标准、细化量刑情节、丰富刑种、严格缓免刑适用情节、限制量刑裁量权、加强量刑监督等方面缓解轻刑化现状。 一、玩忽职守罪量刑现状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国刑法对玩忽职守罪在量刑上规定两个层次，一是造成重大损失，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法定量刑的存在，在一些重特大案件中，相关责任人因玩忽职守造成惨重损失后所得到的惩罚与其所造成的损失相比凸显罪刑失衡，刑罚的威慑、警示预防作用就大打折扣，此种情况从以下案例中可窥一斑。 [案例一]浙江金华县原县长王新根玩忽职守，放纵虚开增值税发票，税价合计40多亿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亿多元，在税务机关的追缴下，最终有1.83亿元的税收没有追回，被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河南省焦作市“天堂”大火特大火灾事故，共造成74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99524元。焦作市工商局直属分局原科长刘联平、原副局长杜斌，违规对“天堂音像俱乐部”发放营业执照，东方红派出所原指导员刘忠汉疏于安全检查，是导致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刘联平、杜斌、刘忠汉有期徒刑5年。 [案例三]平顶山市新华四矿发生瓦斯爆炸，致使76人死亡，15人受伤。齐同燕作为平顶山市新华区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在分管煤炭局、地矿局、安监局期间，其工作流于形式，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从以上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一组数字：7亿―3年；死亡74人―5年；死亡76人―判3缓5。由此可见，7个亿损失才承担3年有期徒刑责任，74条人命才换来5年监禁，无论从数字比较，还是价值上判断都是严重失衡的，然而此类情况并非个案，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惨不忍睹的事实面前，显然职能部门监管的失职甚至渎职“功不可没”。然而，惨重的损失与轻判形成鲜明对照，大量审判实例凸显我国玩忽职守罪量刑普遍轻缓化的现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研究。 二、玩忽职守罪量刑轻缓化原因 目前，导致玩忽职守罪量刑过轻的原因很多，有立法观念的原因，也有量刑配置的问题，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法律观念是量刑轻缓的重要根源 玩忽职守罪的量刑与其造成的巨大损失之间的不相称，与我国的法律思想及传统法律观念有重大关系。从中国封建社会将犯罪划分为公罪与私罪时起，公罪处罚从轻的意识就已深入人们的思想，并成为一种文化沉淀，再加上自古“官重民轻”价值观念的束缚，使得对玩忽职守行为在立法上轻举轻打，量刑幅度偏低，更导致大案要案中有玩忽职守行为的人得不到严惩，也使得刑罚在本罪上失之过宽。 （二）入罪标准高、法定刑低是直接因素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必须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并且首个量刑幅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最高刑期也仅为7年有期徒刑，这同贪污贿赂以及一些经济犯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过轻。同时，法定刑低意味着犯罪成本低，犯罪成本低就会让犯罪人产生侥幸心理，在利益的诱惑面前不惜以身试法。 （三）立法滞后性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宽 目前，我国缓刑、免刑的适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内心确信。由于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法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适应缓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免刑等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对缓刑的前提条件“情节严重”、“悔罪表现”、“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任何描述性或者列举性的规定，导致法官在对被告人量刑时没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造成宣告缓刑、免刑的随意性比较大。 立法的模糊性和抽象性客观上使得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宽，为玩忽职守罪的轻刑化创造了条件。“有的法官在自由裁量过程中，对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均予以减轻处罚，甚至连减两个量刑档次后，适用缓刑。”[1] （四）量刑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如前所述，法官在对玩忽职守罪量刑时，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宽，而这种自由裁量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直接加剧了该罪轻刑化判决的趋势。虽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在量刑监督方面，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标准，检察官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只能从学理上推断是否属于量刑畸轻，然后提出抗诉等监督意见，并且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玩忽职守罪的量刑方面提出抗诉的情况少之又少。 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