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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审计制度选择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污染治理工具的选择和实施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选择150个国家的国别数据，采取Logit模型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投资和社会信息化程度与一国是否开展环境审计成显著正相关；审计体制对环境审计的开展也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污染排放现状、邻国的决策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与传统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的普适性不同，作为一种信息化的污染治理工具，环境审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选择。进一步，利用我国2007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符合性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审计的概率值p皆高于50%，且逐年递增，表明我国现阶段实施环境审计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我国最高审计机关“十二五”期间将环境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审计类型，在全国推行环境审计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污染治理；环境审计；影响因素；符合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环境审计制度作为一种污染治理工具开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末，代表事件是美国审计署（GAO）对水体污染项目进行的审计[1]，美国审计署的研究报告表明，环境审计可以在改善环境绩效的同时，减少成本支出[2]。1995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第十五届大会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审计正式被列为主要议题，一些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相继开展了环境审计工作。环境审计关注环境、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能包含于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之中。其中，环境财务审计旨在审查政府财务报告是否反映了环境成本与负债；环境合规性审计旨在确定环境保护支出是否符合开支授权以及是否遵循了相关法规、条约与政策；环境绩效审计旨在评价政府是否实现环境目标以及环境保护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由于可以将审计结果进行信息披露并接受利益相关者的问责，环境审计制度作为一种信息化规制工具被许多国家所采纳，但至今仍有一些国家仍尚未开展环境审计工作[3]。为什么不同国家对环境审计采取的态度不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不同国家的国别数据，分析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对我国是否适合开展环境审计进行符合性检验。 1文献回顾 由于不同国家文化、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污染治理工具在不同国家的演变和普及程度也会有所差异。我们可以将污染治理工具的演进划分为两种方式，启蒙式演进和学习式演进[4]，前者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是一个观念先行，制度随后，而手段次之的次序；而后者的演进次序刚好相反。环境审计是可持续发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产物，环保意识以及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认为是开展环境审计的重要驱动力[5]。 支持将环境审计作为一种污染治理工具的解释来自委托代理理论[6]。该理论认为，公共资源由纳税人和社会公众提供，由政府管理和使用，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即公众与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管理社会公共资源的同时承担着公共受托责任。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使环境责任成为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重要内容，环境审计是保证政府受托环境责任全面有效履行的制度安排[7]，面对社会公众要求各级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信息披露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解除受托责任，因此环境审计被用来充当“推动者（Enabler）”和“评估者（Evaluator）”的角色[8]。 在美国，部分州实施了环境审计立法，环境审计具有一定的优先权和豁免权，Stafford对各州环境审计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党背景和利益相关者压力是环境审计立法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污染水平、环保标准的影响并不明显[9]。最高审计机关环境审计工作组（WGEA）在分析环境审计的演进趋势时指出，一国最高审计机关是否开展环境审计受到包括该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现状、产业结构特征、贫困消除与经济发展、政府安全与政治稳定以及邻近国家的环境审计决策等因素的影响[10]。 黄溶冰：环境审计制度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2013年第10期根据现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审计的研究偏重于环境审计的本质、目标、内容、方法、报告等理论结构以及实务案例分析[11-12]。环境审计的动因研究主要聚焦在理论阐释和规范分析，尚缺少进一步的经验证据，特别是基于不同国家国别数据的实证分析更是属于空白。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利用150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采取Logit二元选择模型，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讨论，以期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 2研究假设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广义的制度是指管束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