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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华语电影中的女性 　　[摘要] 在当今香港经济高度发达、娱乐文化日渐盛行的背景下，关锦鹏电影中的悲剧意识显得弥足珍贵。他在对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深刻表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影像风格，即充满着生命质感和文艺气息，尤其是以《阮玲玉》最为突出，其中书写出的四重悲剧极具特色。而《胭脂扣》、《红玫瑰白玫瑰》等影片中对个体的命运悲剧进行了深刻的关注；《女人心》、《地下情》等影片让观众深刻的体验了现代城市中女性的迷失与悲情。 　　[关键词] 女性　悲剧意识　关锦鹏 　　 　　关锦鹏的电影对女性悲剧的书写十分深刻、独到，并在电影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80年》、《中国电影文化史》等电影艺术史学倾向的论著里都有关于关锦鹏的论述。这些总结式的评论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关锦鹏电影的“女性意识及其生命感触”。“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许鞍华就在香港电视、电影界脱颖而出；此后，关锦鹏也显示出不同一般的人文气质和导演才华。尽管性别不同，但两位导演在女性意识及其生命感触领域，可谓异曲同工。”“作为一位男性导演，关锦鹏的影片始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在质疑或瓦解男性权威的过程中，对爱情、友谊和人性进行深入刻画和反省：以其苦心经营的电影质感和文艺气息，观照历史和现实，指向港人内心的政治无意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胭脂扣》和《阮玲玉》里”。 　　 　　一、怀旧故事中的悲剧女性 　　 　　(一)关锦鹏的悲剧精神《阮玲玉》的四重悲剧性 　　“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但同时给人产生力量的感觉。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阮玲玉》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为香港电影史带来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关锦鹏在影片中对女性的书写是十分优秀的。阮玲玉的生活、阮玲玉饰演的悲剧角色、张曼玉以接近夸张的方式对阮玲玉的扮演和90年代人们的惋惜构成了电影《阮玲玉》悲剧性的四个层面。 　　第一重悲剧性：阮玲玉的生活悲剧。阮玲玉。原名玉英，小名凤根。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于1935年3月7日自杀。阮玲玉的父亲在她6岁时病逝，母亲靠在张家做保姆坚持供阮玲玉读书，但她崇德女校小学毕业后还是辍学了。一次张家太太失窃，阮母被怀疑，张家少爷张达民主动担下罪名使她们母女两个没被赶出去，不久，16岁的阮玲玉就和张达民在一起了。在阮玲玉成名后，张达民迷恋上了赌博等恶习，不停的向她要钱，阮玲玉忍无可忍。提出与他分手。“张达民把阮玲玉告上法庭，指控阮、唐通奸，伪造印章文书等罪，指望从她身上继续诈取钱财：而小报和流言又包围着她，说她贪慕虚荣、追求奢华生活店季珊也逐渐露出阴险自私的面目。阮玲玉走投无路，死的念头再次袭击了她脆弱的心灵。阮玲玉曾向人诉说张达民把她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作战利品，他们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情。”虽然阮玲玉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获得了经济独立和社会认同，孙瑜、蔡楚生、吴永刚、聂耳等进步人士向她灌输了许多进步思想，她也在《新女性》中成功饰演了角色，这些对于生活在30年代上海、且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阮玲玉而言好比一次重生，她已然是走向解放的新女性。但是她在私人生活中却依然摆脱不了封建意识的压迫，她被张达民敲诈、被唐季珊玩弄、被蔡楚生舍弃，她生长在一个父权制的国家里，她不能面对别人说她生活不检点。最终，她以死的抵抗方式来换回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如果说她仍然具有一种属于悲剧精神的东西，那就是她用自己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肉体，她用自己的死亡震撼了人类硬化了的心灵。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人们的同情的恰恰是造成悲剧人物的悲剧的那种道德人格，人们不同情的恰恰是悲剧人物为摆脱自己的悲剧所必须具有的道德人格，这就把悲剧人物永远钉死在自己的悲剧里。” 　　第二重悲剧性：阮玲玉饰演的悲剧角色。阮玲玉对悲剧的表演具有很高的天分，1926年她顺利通过明星公司为招募《挂名夫妻》演员的面试后，“导演卜万苍兴奋地对人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阮玲玉16岁进入电影行业，25岁服毒自杀，10年间共拍摄了29部作品。[1932年到1935年是阮玲玉的电影生涯的黄金时期，她在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三个摩登女郎》《小玩意》、《香雪海》、《神女》、《新女性》等进步电影，并在这些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女工、妓女、作家等诸多因为社会的黑暗而沉沦的悲剧女性形象。在《新女性中》。“阮玲玉以出色的演技赋予角色丰富的血肉。将朴素与虚荣、倔强与脆弱、迷茫与觉醒等多面性格荣誉于一体，成功塑造出被黑暗时代吞噬的悲剧女性。”关锦鹏在《阮玲玉》里面插入了阮玲玉当年出演的《桃花泣血记》、《小玩意》、《神女》等经典悲剧作品。1934年12月拍摄的《神女》是阮玲玉悲剧电影表演的巅峰之作，这是她自杀之前3个多月拍摄的，少时的艰辛、生活的苦难，使阮玲玉对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