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之气不可及范仲淹.docVIP

浩然之气不可及——论范仲淹的诗歌创作 诸葛忆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范仲淹留存至今的诗歌有三百余首，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生活爱好、文学观念、审美情趣等多方面情况，是深入研究范仲淹的第一手材料。后人景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钦佩范仲淹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折服范仲淹出将入相的丰功伟绩，欣赏范仲淹“气象万千”的散文和歌词创作，相对忽略了范仲淹的诗歌创作。平心而论，范仲淹诗歌的创作成绩，在有宋一代并不突出，然而，数量众多的诗歌创作，却更能显现范仲淹丰富多彩的一生。范仲淹以功业、道德名世，但“诗言志”，因此，诗歌更能够恰如其分地从文学的角度表现范仲淹的精彩人生。对范仲淹诗歌创作进行全面的疏理研究，是范仲淹研究过程中亟待弥补、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一、粹然治世之音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他有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敏锐眼光。晁公武称范仲淹“慨然有康济之志，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⑴。他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他政治家品格和胸襟的从容展现。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应该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大社会作用。这是儒家经典的“诗教”观，强调诗歌创作的“教化”功能。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人物，往往是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范仲淹也是如此。所以，范仲淹的诗歌创作，深受儒家“诗教”理念的影响。范仲淹在读他人文集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评价：“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时。仰止江夏公，大醇无小疵。孜孜经纬心，落落教化辞。”$%范仲淹认为：诗歌创作不应该媚俗时世，应该坚守儒家之“道”，发挥“教化”作用。其《鸣琴》诗则用喻托方式，表达同样的创作理念：“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作诗或鸣琴，皆以儒家道统为依归。凡此种种，在文学理论上并没有创新之处，只是表明范仲淹非常认同儒家的“诗教”创作理念。这　样的创作理念，主导着范仲淹的诗歌创作。 　　范仲淹27岁进士及第进入官场，64岁去世，宦海生涯一共37年。从地方到中央、到边疆，范仲淹仕途经历丰富。他的诗歌创作遵循“教化”理念，更多的是与他仕途阅历结合在一起，渗透了“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和现实作为。范仲淹晚年作《岳阳楼记》，将自己一生的怀抱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为官为人胸襟在诗歌中频频得以表现。《访陕郊魏疏处士》诗中，范仲淹一方面推崇对方“贤哉先处士，天书召不起”的超然脱俗，另一方面自述说：“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宠辱流”是以谦逊的语气表明自己坚定的入世态度，“无愠喜”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生平所为，或进或退，皆以“道”为依归。在这些诗歌中，范仲淹阐明做官的信念，意志十分坚定，处处显现其博大的胸怀和奉献精神。 　　范仲淹为官的坚定信念，落实为在不同职位上都能够敢作敢为、忠于职守。在朝廷任职时，范仲淹直言敢谏，表现出铮铮风骨。尤其是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出任右司谏时，身为谏官，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范仲淹也很快遭受贬谪。宋仁宗景三年（1036），范仲淹因上《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用人唯私，贬官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到任后，作《酬叶道卿学士见寄》，诗云： 　　世传学中禄，小子乃逢辰。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责落善地，雅尚过朝伦。仅同龟在泥，敢冀蠖求伸？朱楼逼清江，下睨百丈鳞。羡此南鱼乐，不忍持钩纶。为郡良优优，乏材止循循。恬愉弗扰外，何以慰远民？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渐得疏懒味，下车将四旬。嘉兴风雅来，观对如天宾。感兹韶夏音，佐我台上春。 　　在此之前，范仲淹因直言上谏曾有过两度贬官的经历。一次是天圣七年（1029）上疏言仁宗不应当率百官为皇太后上寿，出通判河中府；一次是明道二年（1033）谏废皇后郭氏，出知睦州。连同这一次，所以，范仲淹自称“三黜人”。虽然，面对“朱楼逼清江，下睨百丈鳞”的清幽景致，范仲淹在诗歌中自称“渐得疏懒味”，有借物消遣、自得其乐的意向。但是，诗歌中更为突出的是表明自己作为谏官，尽忠职守，“鸿毛忽其身”的果敢献身精神；以及不辜负朝廷，“甘为三黜人”的无悔无怨。这与他《岳阳楼记》中申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进退皆忧的政治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坚定的政治理念，刚毅的个性特征，身体力行的实践，在其诗歌创作中汇聚成一贯浩然之气。 　　在治世志向的作用下，范仲淹的游仙诗写法也与他人迥异。《上汉谣》说： 　　真人累阴德，闻之三十天。一朝鸾鹤来，高举为神仙。冉冉去红尘，飘飘凌紫烟。下有修真者，望拜何拳拳。愿君银台上，侍帝玉案前。当有人间问，请为天下宣。自从混沌死，淳风日衰靡。百王道不同，万物情多诡。尧舜累代仁，弦歌始能治。桀纣一旦非，宗庙自然毁。是非既循环，兴亡